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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中的中央文库守护者

2006-08-24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3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文库,也就是地下档案库,负责两万余份中央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和地方文件的收集和保管。

1931年2月,中央文秘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得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安置中央的文件。张唯一四处寻找房子,终于选定上海金陵中路

顺昌里的一幢独门小楼。文件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将二十多箱文件进行编目、分类、装箱,悄无声息地将它们在小楼里安置下来。这是我党地下文库的第一个库址。

不久后,革命转入低潮,上海形势十分危险,党中央撤往井冈山根据地。此后,中央文库移交给上海中央局代管。

1932年4月,陈为人和妻子接受了保管地下文库的任务。夫妻俩找了一份职业做掩护,陈为人是“木器行老板”,陈妻是小学教师。他们白天做生意,晚上在家里整理文件。为了便于文件的保管和转移,夫妇俩想办法缩小文件的体积。他们将厚纸文件抄在薄纸上、将大字抄成小字,再剪去文件四周没有字的白边。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了。两天后,陈妻前去接头,也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好在敌人内部有我们的内线,陈为人当天就得到了妻子出事的消息。此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去营救自己的亲人,而是考虑如何安全地火速迁移地下文库。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要很快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陈为人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终于找到一幢比较理想但要价昂贵的房子。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中断了联系,失去了来自党组织提供的经费,而他自己也是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是,为了文件的安全,陈为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租下了这幢房子。为了交纳每月30元的房租,陈为人将自家的东西几乎变卖一空,有时一天仅以两餐红薯充饥。在艰难的日子里,他的肺病越来越重,经常吐血,可是无钱医治。待找到党组织时,陈为人终于一病不起。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弥留之际,他说:“如果出了问题,无法挽救,就放火烧了我的家,我要与文件共焚。”

1940年,中央文库由缪谷稔接管。文件被转移到缪谷稔在上海郊区自己的家里。缪谷稔生活穷困,巨大的压力,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1942年7月,党组织为让缪谷稔安心养病,决定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经党组织批准,陈来生把文库搬迁到以其弟名义租住的新闸路944弄一个小阁楼里。然而,新的中央文库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原来,新库址启用不久,党组织就注意到,这里的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不够安全,文库必须另迁它处。

这样,陈来生喘息未定,就又开始了文库的新的迁移。他向岳父借了一笔款,另租了一处房子,表面上经营面粉、切面生意,文件则藏在面坊阁楼上,并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而后,顺着“文件墙”的外面钉了一层木板,木板上再糊上报纸,做成了一堵难以看出来的夹壁墙。

抗战胜利前夕,陈来生的上级不幸被捕,在紧急情况下,他带领家人将文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来生将文件如数交给了上海市委。如今,这批经历腥风血雨的珍贵文件,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

(《无形战线》徐福生主编嵇立群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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