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行为。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
究其原因，“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
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突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将此文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上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将近一年后，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围绕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再次强调：“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不难看出，对“母爱教育”的批判，突出了对学生们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把普遍存在的人性爱的教育，扭曲为憎恨教育。这样，便使得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容易接受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而漠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的爱，在校园里，尤其漠视师生之间的爱。
革命、政治、阶级斗争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内容，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进而具体体现为对毛主席的爱。于是，对毛主席和革命的态度，便成了这些学生们爱与憎的惟一评判标准，日常生活的爱的情感也渐渐被视为奢侈的、不应该拥有的情感。
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青年。而这样的红卫兵，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从小学教育开始所发生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红卫兵的人性扭曲，绝非完成于一夜之间。 （《中国文人的命运》李辉 文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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