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点。由于研究角度、占有资料的不同等原因,对于长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
第一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军事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既未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也未起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始于遵义会议,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于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第二种观点肯定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已开始在中央起主要领导作用,但又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出发,认为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认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一个由初步确立、巩固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上述两种,共同的地方是比较看重毛泽东当时没有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所担任的职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已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意见比较符合实际。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
遵义会议后,在中央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关于这次会议的地点,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村,一种观点认为是云南省威信县的水田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贵州毕节市的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今为迎丰村)。
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主要是:一、1943年、1972年周恩来在两次提到这次会议时,都只笼统地说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的,没有更具体说明地点。二、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档案资料。三、上述三地距离不远,当地老百姓把这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又都经过这些地方。
目前,上述三种不同观点都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仍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张国焘“密电”问题
关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有没有发给陈昌浩危害中央的“密电”,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一种观点是没有。前者依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有关记录和一些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认定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有的。后者的理由是:在历史档案资料中未查到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原件,同时在中共中央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文件中也未查到张国焘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而且当时直接负责发报和收报的电台和机要工作人员,均否认见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时曾说,红一、四方面军编成左、右路军北上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从这一段话的内容看,张国焘拍发过秘密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这个讲话,距张国焘拍发电报的时间是一年半,应该说不会发生大的记忆差错。同时,与会的张国焘对此也没有当场提出反驳意见。
关于“密电”问题,比较恰当的办法,还是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有关内容进行表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就没再用“密电”的提法,而是这样表述:“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百年潮》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