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专机水平非常差，是租用别国的飞机载着国家领导人飞出国门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59年7月，杨成武将军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租用的是印度的飞机，在途中就遇到了尴尬的局面。
当时，我所在的专机飞行团所拥有的飞机，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其中性能比较好的伊尔―14，加
其实，在我们考虑租用印度飞机之前，曾分析过我国飞机能否担任专机出访印尼。由于中国到印尼的飞行距离较长，若用本国飞机就要从我国最南边的海南岛起飞，这样就要长距离在海上飞行，用伊尔―14是很不安全的。当时航线左边的菲律宾与右侧的越南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备降场地，相反的还可能成为敌对势力进行破坏的机会。专机部队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租用别国飞机，采用当年周总理飞往万隆的航线比较好，即以昆明为基地，利用我国与缅甸接壤的条件，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尽可能把代表团多送上一程。方案报请空军领导批准后便着手实施。
当年7月，我和专机团的胡萍团长分别带领两个伊尔―14机组从北京出发，将代表团一行送到昆明。利用代表团在昆明休息的时间，我们机组人员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前往缅甸首都仰光试航。
通过试航，摸清了中缅边境一带的气象规律。到达昆明的第三天早上7点，我们两架飞机载着杨成武将军一行，陆续从昆明机场起飞，沿着试航的航线飞向仰光。
按照预定计划，从仰光到印尼的远距离飞行，由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担任。然而，当印度的飞机经过马来西亚附近上空的时候，飞机发生故障，不得不在马来西亚降落，排除飞机故障。由于我国当时与马来西亚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代表团人员就不能走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当时正是盛夏，代表们坐在闷热又不通风的机舱里，感觉实在不好。更大的问题是，最后代表团被告知，飞机故障无法排除，要等另一架飞机到达马来西亚之后，才能接替第一架故障飞机，继续飞行。
在人地两生的国外更换飞机，是个大问题。因为飞机上不仅装着很多礼品，更重要的还有不少武器样品，这些重要物资时刻都要处在代表团人员的监控之下，不可能临时雇用无关的人员搬运。无奈，只有代表团成员自己动手搬运。代表们都是将军，军衔最小的也是一位中将，他们冒着炎热的天气，把礼品盒和武器样品一件件从故障飞机上搬下来，再一件一件地搬到新换的飞机上去，其辛苦可想而知。
代表团在印尼经过一个星期的访问，还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回仰光。我们原来的两个机组已在前一天降落在仰光机场。当将军们在宾馆见到我们机组的时候，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主动迎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可来啦！”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将军们为什么如此激动，后来，他们才把在马来西亚遇到的尴尬局面向我们叙述一遍。将军们纷纷表示，如果乘坐我们自己的专机，就不会这样。乘坐我们自己的飞机，无论在飞行或政治方面都有一种安全感。大家都意识到加强我国航空运输力量是多么的重要。 （《文史精华》2006年第9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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