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世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牵挂的还是我的婚事。
1958年的夏天
又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把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介绍给我。伯父一听很高兴,便吩咐卫士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但由于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伯母却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无孔不入,你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一旦你俩成了夫妻,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
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我就请伯母作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
(《触摸红墙――走近伟人身边》吴志菲余玮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