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表情

这个48岁的下岗职工、“摩的”司机，用他那支没经过理论训练的笔，描绘了一幅“底层表情”的图像。

他蜗

目前他靠开“摩的”为生。这门早被长沙市明令禁止的营生，前面常被冠以一个“黑”字。他下岗的那家厂子，原先每月发60%的基本工资，他的400多块工资再打个6折，也就200多块钱。最近4个月，厂里说连这部分钱也发不出了，所以他还没领到。

他开“摩的”并不拼命：通常每天下午5点以后等交警下班了，出去拉活，干到7点左右，挣个十几二十块钱，回家吃晚饭。夜里10点过了，他再出去一趟，干到凌晨一两点。正常时一天能弄个三十几块钱。

其余时间，他常泡在网上，成为网上热门博客之一。

下岗后的生活

陈洪从今年3月起开始跑“摩的”，因此他还少见这一营生真正的艰辛。他在长沙市线材制品厂的同事、原来镀锌车间的骨干王力平，从1997年起就开始跑“摩的”了。

王力平夫妻俩都从线材厂下岗。妻子到私人店里站过柜台，后来到人家家里做饭、做清洁，10块钱一次。现在眼睛不行了，只能待在家里。她的眼睛以前工作时受过伤，一根钢丝弹在眼珠上。当时只休了十几天，就回去上班了，也未按工伤处理。

儿子在读交通技工学校，每年要6000多块钱。上面还有84岁的老母亲。一家人的生活全落在50岁的王力平身上。现在他们在外面还欠着1万多块钱的债。

1996年刚下岗时，王力平也出去找过工作。可是，“我们这个线材行业，比较专，没人要”。于是他咬牙花7000多块钱买了一辆江西产的冠军牌摩托车，跑起了“摩的”。据他说，厂里跑“摩的”的大概有十几个人。旁边东风钢厂也有人在跑，附近几个厂都有下岗职工在跑。

王力平比陈洪更小心，只是半夜出去跑。“我不能被他们抓住。要是被抓住了，就不可能有第二天的生活费了。”按照规定，“黑摩的”一旦被抓，要罚2500~3000元，不交罚款就没收车。可是，要不出去跑，他同样没有第二天的饭钱。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王力平从夜里12点拉到2点半，一共拉了18块钱，3趟5块的，一趟3块的。他每晚大约也就拉十几块钱。有时从12点干到4点，能拉30多块。他一年四季都出去跑，冬天虽然人少，但也得去，穿着厚棉大衣。

不光辛苦，更可怕的是惊险。一次也是晚上，客人下车时突然摔了一跤，其实是故意的，他的几个朋友早就等在那儿，气势汹汹上来问罪。“我身上只有100多块，没办法，只有全给他们了。”王力平回忆道。

还有送到地方了，客人耍狠说没钱，“没办法，你也只有让他走”。

更有甚者，“摩的”司机被抢、挨打，稀松平常。

陈洪虽算不上老司机，但他很有自我保护的经验。晚上载客到了人少路段，他一定会加速，这样即使背后客人有歹意，在高速行进中也不敢行动。

据今年7月湖南媒体披露，长沙市目前共有10.8万名下岗职工，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4.3万人，大多年龄偏大，技能单一。

我的失败不全是性格问题

其实，在38岁之前，陈洪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成功的。可到了40岁，他一下子成了下岗职工，做生意也失败。当时还没觉得自己老，过了半年多，有一次他偶然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头发白了、掉了，连胡子也白了。

后来，他炒过股、给私立学校打过工、印过名片、开过茶室、照过快相，最终开起了“摩的“。

“你干过的事情不少，都没干出名堂来，原因是什么呢？机遇，还是性格？”记者问他。

“性格、机遇都有。其实我的失败也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陈洪沉吟了片刻，“这个社会，下岗工人要做点儿事真是很难。因为他的起点太低，竞争太激烈。政府又很少为下岗职工提供具体帮助。政府重视的是招商引资，针对的是大的资本。”

接下来他分析：这个下岗职工能做的事，那个也来做，这就形成激烈的竞争。一激烈就容易乱，一乱政府就出来治理。要是政府不搞“经营城市”的话，像历史上，老百姓摆个小摊，总有条活路，虽说过得不富裕，但总可以养家糊口。现在政府讲“经营城市”，下岗职工摆个夜宵摊不行，卖个早点不行，蹬个三轮车不行，跑个“摩的”也不行，全部都禁止。然而下岗职工的技能是很单一的。像线材厂，大部分工人一辈子就干一个工种，脱壳、退火、拉丝、镀锌、打捆，一旦抛向社会，他们只能干一些被政府禁止或至少不情愿让市民干的事情，政府鼓励的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他们都干不了。“然而他们前面几十年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历史不能形成断层啊！”

2003年11月，长沙市市长在《长沙晚报》发表公开信，“痛斥那些不文明行为，号召全体市民都行动起来，关爱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珍爱城市的环境和形象。”

陈洪随即以“长沙刁民陈洪”的名义，在网上发表致市长的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称“现实的长沙，却真不像我们工薪阶层、下岗职工及贫困人群的家”。

后来，这位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看了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到自责”，“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陈洪由此名声大噪，成了著名的“长沙刁民”。

这里的人,大多是困难群体

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原厂址在左家塘，地理位置不错。经过一系列让厂里职工莫名其妙的“兼并”后，厂房没了、设备没了，那片地如今立起3栋高档楼盘，名曰“东方新世界”。

上午8点半，陈洪开“摩的”来到宿舍区。大家照旧坐着喝早茶聊天。上面通知了，拖欠的4个月工资，今天会发3个月的。本来说是昨天发，但昨天陈洪和很多同事都去银行查了，并未到账。职工们质问主管领导，才承诺今天一定发。

与陈洪同龄的王跃进起身掐掉手里的烟屁股，“我去看看，到没有”。大家一起笑，说：“好，他去看看，他去看看。”大约十几分钟后，王跃进回来，说是到账了。然而他丝毫也不兴奋，3个月工资，扣掉每月水电费，他拿到手只有170多块钱。上个月，交完水电费，所有工资还得倒贴给单位9毛钱。

下午6点半左右，天色已开始变暗。一辆摩托车架着一副牛骨架驶来。有人喊一声：“骨头，买骨头哦”，街边坐着的不少人马上围过去。只听见议论声，“这块骨头砸碎了熬汤，很好吃的。”

陈洪在旁边看，笑着小声说：“开荤了，牛骨头。”

41岁的下岗女工周红看中惟一一块牛肉，黑乎乎的，显然是卖剩下了很不好的那种。卖肉的要10块钱，周红讲成8块钱。可她没带钱，找旁边同事借的。

脊椎骨卖3块钱一斤，有人要了一截，7块钱。于是从兜里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一堆零钱，一张一张数给卖肉的。还有人选了一个蹄子，4块钱。

“这是天天来吗？”记者问

“不，不会每天。“陈洪说：”他们这种，不是正规屠宰的，严格说来不让卖。这个地方牛肉肯定卖不动，吃猪肉都吃不起，还吃什么牛肉！像这种骨架，又能补钙，还有点儿油腥，这就是下岗职工的营养补充嘛。”

“他们天天能吃肉吗？”

“不可能！“陈洪拖长了尾音说：“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肉，算家境比较好的。我家一个月能吃上两次肉差不多。当然，朋友来了，也叫我去吃。”

听见这边在讨论肉的事，有人走过来说：“卖不掉嘛，像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没人要。”

“像这种场景，你要不是来这里，是看不到的。”陈洪说，“像这种工厂聚居区，说白了，90%以上都是贫民。”

对穷与富的解读

陈洪在博客上最新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0月5日。他在文中称：有人给我留言，说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平等，这叫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你陈洪开“摩的”钱少是事实，心理不平衡也无可厚非，但你有仇富心理就是你的不对了，社会要发展，就要有竞争。

对此，陈洪分析道：“说到‘竞争’，在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竞次。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在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回归。

“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

“新的廉价劳力的大量出现和就业难的问题，我相信总会对现行庞大的公务员体制产生冲击。因为，在你们的下方，还有一个半饥半寒的庞大的群体。只有尽快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才会不眼红幸福的你们。我认为，善待穷人，穷人则是富人的福利。”

就在陈洪这篇文章见诸博客三天后，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中国青年报》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