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李敦白参加国庆庆典。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上签了名。
李敦白1921年生于美国，1945年9月作为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的中文专员来到中国，不久后，他来到了
新年一过，局势就变得明朗起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延安。
1947年3月的第一个周末，B-29轰炸机在延安投下了第一颗炸弹。诡异的炸弹闷响又来了，突然间我被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笼罩了，举起手臂大喊:“打倒美帝！”刺耳的爆炸声又再次响起，这一次直接命中我们窑洞顶的山坡。一大块屋顶掉了下来。
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当我振臂高呼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但他们并没有把我的举动视为勇敢的反抗，反而觉得不以为然。难道他们不觉得我的举动是勇气的表示？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内心已经觉出了答案:他们意识到我被吓破了胆。那个下午我们开始撤退。先遣部队已经出发，前往早已准备好接纳撤离人员的瓦窑堡。那里离此地约为步行一天的距离。
那天晚上我吓得几乎瘫痪。每次我试着入眠，耳边便响起呼啸而来的飞机声、炸弹掉落的闷响，还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一次次地吓得从床上坐起来。我必须逃走。第二天一早，我和大家说，因为昨晚没睡好，今天得去村子里找个僻静的地方补个午觉。我走啊走啊，在黄土路上健步如飞，既不停下脚步也不回头看。最后我来到一个山脊，延安和它周围的村落都已完全淡出了视线，心里才觉得舒坦一点。
但新华社的军车不久就跟上我，廖承志高声唤我:“上来！”
我仍担心再被轰炸，宁愿走路，也不愿坐在车上，这样空袭来临时可以就地找掩护。廖承志第一次对我动了气，大声说:“不不，你马上给我上车来，我对你再也没有一点点信心了！”我很少看到他生气，因此他这一生气更有奇效。不过我还是能理解他的愤怒，他们的难处已经够多了，我还在给他们添乱。
延安沦陷后，我们一路迁移，在黑夜的掩护下收拾行装，朝着大山越走越深。
据我所知，只有两人拒绝服从行军的命令，每天一大早就自行出发。其中一位是姓林的编辑，他对撤离延安一事惊惶失措;另外一个人就是我。我跟着我的单位一起出发，但不久就会甩开步子把其余人丢在后面。我感觉这样做可以减少遭遇空袭无法躲避的几率。
我们爬上高坡，又走下低谷，在太行山区终日穿行，攀越五台山。我们经过的许多村落，几个月前还由国民党掌控。
毛泽东的战略极为奏效，不久，蒋介石的围剿被全面粉碎，再也无力在中国任何地方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有时候我白天整理战事报道，半夜再爬起来处理最新的消息。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对我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历史性的消息经由我手传送到外面的世界。
我以前犯过的错误似乎都已被谅解和遗忘，我又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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