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出版我的文集，我自然非常感谢，也自然非常高兴。为了使读者对我读史写史的道路和思路多些了解，我想我在这序言里应该做些说明。
一、走上学习社会史的路
193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史学系，学中国社会史。现在想来这大概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北伐战争失败
陶希圣也在1931年到北大做教授。他开有“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我都选修。他讲课细声细语，很有风趣，很受欢迎。
北伐革命战争后期，学术思想界对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中出现三大论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我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进入北大后，又听陶希圣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便走上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从此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不看，好好地读了几年书。
二、汉魏(魏晋)之际封建说
193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中国经济》月刊和《食货》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已是认为汉魏晋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
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史专号”上，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在文章开头的《引言》里我就说：“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寺院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所以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
随后，我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大体都是阐述魏晋封建说的。
在这时期，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农民的依附化和农奴化、人口分割制等，已有初步认识。在所写的文章中，对这些认识，都初步有所反映。
这是20世纪30年代，我对汉魏(魏晋)之际封建说所提出的一些论点。
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毛泽东说，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和此最合拍(我不知道是毛泽东受范文澜的影响，还是范受毛的影响)。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汉魏(魏晋)封建说，便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歪说。尚钺写文章支持魏晋封建说，便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我当然不敢说话了。
但肚里有话，是憋不住的。憋住难受。50年代初，我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在这篇文章里我讲了四个问题：一、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从表面上看，文章只讲事实，社会变化，一点不讲社会性质，变化的性质……
5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比较活跃起来。就我来说，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这篇文章，我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同志曾拿给郭老(沫若)看，也不知是郭还是尹给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后来，我拿回来，在山东《文史哲》上发表。
这篇文章，可说是我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初稿。不过，写《中国古代社会》时，对古代社会的一些认识，多有修改。“前期古代社会”我改为“早期古代社会”；我废弃了“奴隶社会”，改为“古代社会”。我认为“奴隶”社会，是不确切的。不能因为社会上奴隶多，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劳动者，就说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农奴多，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多，能说封建社会是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社会吗?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我现在正在写“中国中世社会”(汉末魏晋到隋唐)。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我也只能写到这里了。
（《何兹全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06年7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