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推上这条不归路呢？我想斗胆问一问世人：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些人就是那么无辜？是不是随着一声枪响，所有的责任都让死囚带走了？
――欢镜听
欢镜听，原名温亚明，41岁，重庆江津文化馆干部。2001年出版《我为死囚写遗书》（又名《死囚档案》），2004年，该书荣获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
第一封死囚遗书
1996年10月，欢镜听因4万元账目问题入狱，在服刑期间，因为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即便如此，第一次为死囚写遗书，依然让欢镜听“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颤栗”，他还从来没接触过死囚，觉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才会有这个下场”，内心非常不愿意。
执行第一个任务，欢镜听在死牢门口站了几分钟都不敢进去。那是1996年的冬天，重庆是个山城，晚上雾气很重。他还记得，从大门外看进去，“雾气从铁窗里渗出来，觉得自己浑身发抖，背上冒冷汗”。
因此，当欢镜听盘腿坐在死囚对面，将一床铺盖放到中间，再把稿纸摊开在铺盖上时，他的全身肌肉还是绷得紧紧的，手也在微微颤抖，钢笔尖接连划破了好几张稿纸。
死囚艾强反倒笑起来，说：“明天上路的是我，你害怕啥子？”
欢镜听笑得很尴尬，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花两块钱买了一包软盒的“山城”香烟，递给艾强。
艾强马上站起来就要给欢镜听磕头，被旁边看管他的犯人按倒了。
1996年7月3日，不到20岁的艾强晚上外出散步时，因为身上只有5元钱，被一位误以为他是有钱老板而纠缠上来的“小姐”辱骂：“我早先以为你是一个大老板，没想到是一条干滚龙（无赖）。”就在这天，艾强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抢劫杀人。
欢镜听后来才得知，死囚中有一种非常迷信的说法：倘若某死囚在上刑场前，有人无意中送了一包香烟给他，那么，他将很快地投胎转世；而且，香烟越高档，投胎的人家也就越殷实。
经艾强口述，欢镜听为他写下遗书：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然而，就是您这个老实、本分的儿子，却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再有十多个小时，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生命就将终结了，我可以想象您痛苦的情形。但是，妈妈，我希望您尽快忘掉悲哀，尽快忘掉您这个无知的儿子。因为无知，我闯了大祸；因为无知，我失去了阳光明媚的世界。我希望来世，能够重新做您的儿子。
不孝儿：艾强绝笔
龙四的担担面
当欢镜听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颤栗因司空见惯渐渐趋于平常，“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着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但一个名叫龙四的死囚却再一次震撼了他的内心，“没有龙四给我说的重庆担担面的故事，就没有这本书。”
1986年，重庆的冬天，对走出牢门的龙四来说，多雾、潮湿，而且还寒风嗖嗖地阴冷。龙四裹着一件污迹斑斑的军大衣，饿得甚至想跟联防队员打一架，因为只要关进班房就有“政府饭”吃了，就能把肚子哄住了。
龙四先是走到一家饭店门口，想讨一碗热汤喝，刚将前脚踩到门槛上，几位帮工立刻堵到他面前，挥着手臂，不客气地喝斥道：“滚滚滚……”
一个卖担担面的中年妇女正蹲在街边，然而，几乎就在龙四的眼光扑到那些面条上的同时，那位中年妇女立即觉察到了。龙四没走上三步，她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挑起担子一阵风似地跑了。
龙四又想借火抽根烟。一位中年男人愣了一下，鄙夷地“恨”了他一眼，想绕开走，龙四立刻挡到他面前。
龙四恶狠狠地说：“借个火，听到没有？”
对方赶紧取下嘴上的香烟扔给他，急匆匆地跑了。
最后让龙四感动得流泪的还是那位卖担担面的中年妇女。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小贩挑着担子走到龙四面前，说道：“兄弟，我看你是落难中人。来，我招待你吃碗面条。”
“我一共吃了她4碗面条，”在狱中，龙四眼里含着泪花对欢镜听说，“我蹲在街边的石坎上，我一边泪水不住地流，一边大口大口地吃她的面。我真的是饿惨了……”
过失杀人一般判不了死刑，但龙四后来杀了警察。说话时龙四一直在悄悄地流泪，他似乎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悔恨，他的眼睛和神情，是迷茫！他很困惑！这个人是我们身边那种心怀感恩的人，他说每个月都去寺庙上香，为什么还会走上不归路？他解不开这个问题。
龙四让欢镜听转变了对死囚的看法――“他们不是没生命的物体，除去法律意义的身份，他们还是人！――你是人，我也是人，只要还活一天，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最后一顿饭，龙四要求吃一碗担担面。1997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欢镜听看见龙四将担担面一根一根地咬进嘴里，“在他低沉的面孔下，我听到了一个死囚的抽泣声”。
也就是那时候，欢镜听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为死囚写本书！”
欢镜听说：“我想写的是‘敬畏’――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
人性的亮色
1989年，叮咚（小偷）王一在郊区的公交车上，偷了女大学生珍珍鼓鼓囊囊的钱包，等他拉开钱包时，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钱包里除了一张五角钱的钞票、一封信封都破了的信，还有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布卷。展开布卷，原来是一根布带。
王一不知道这根布带有什么用处，他打开那封信，信是女大学生的父母托人写来的，信中说：“下个月，等把笼子猪儿（小猪仔）卖了，才能给你寄五十元生活费……”
王一后来在狱中对欢镜听说：“那封信把我感动了一点点。”
他不明白：一个女大学生拿这卷布带来干什么？他忽然想到，那卷布带里说不定密封着银行存折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一根布带值得那位女大学生放到钱包里么？
他用一把小刀子，将布带从中割开，结果，什么秘密都没有。
最后，一家火锅店年近四旬的老板娘揭开了谜底，她骂道：“你是不是有病？去偷女人的月经带来干什么？”
王一问火锅店的小姐：“一包卫生巾多少钱？”
“那要看你买高档的还是低档的了。”那位小姐说：“最便宜的只有一块多钱一包。”
“一个女人一个月要用多少包？”“一般人一个月一两包就够了。”
原来，一些穷困的农村女人用月经带，里面要装柴灰，后来就夹纸。年轻女娃娃已经没有人用这种背时的东西，除非家里穷得没办法。
揣着抢来的五十元钱，王一到邮局，按照那个破旧信封上的地址，他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写下校名，以及珍珍的班级名。在将五十元钱塞进信封之前，他又在钞票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妈老汉（爸）太苦了。
第二天，他又偷了100块钱，装在珍珍的钱包里，塞在珍珍的口袋里，但被公交车上的乘客捉住暴打……
即使在狱中，在王一已经成为死刑犯、他的生命仅剩十多个钟头时，他还在叹息：“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穷的大学生。”他告诉欢镜听：“我还是当过一回好人的。那时候，我只有19岁，还在做叮咚（小偷）……”
他叹着气说：“不知道她（珍珍）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穷？”
不要忽略小事
欢镜听在书中共记录了22位死囚的故事，这些贩毒、抢劫、诈骗、杀人的死囚，他们犯罪和被枪决的时间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欢镜听记录了死囚的遗憾、痛苦，甚至屈辱。
山木问：“大哥，你相不相信，国营供销社明目张胆地卖棺材？”他睁着一双泪眼目不转睛地说道：“我犯了死罪，该杀。但是我不是扯谎，凭什么要我背着这个坏名声下地狱？”
勇才讲述了自己与莉莉含苞“欲”放的早恋故事，莉莉被迫堕胎。最后，即将执行死刑的勇才重重地叹口气，说道：“如果我那个娃儿不丢了，现在都好几岁了，知道喊爸爸了。”
因抢劫杀人要被枪决前，古均求欢镜听：“我的账上还有6块多钱，请你转告管教干部，麻烦他们给我爷爷寄回去。”说完，古均的泪水“哗”一下涌了出来，“唉，爷爷，今后还有谁给你寄钱啊？”
“很多死囚的犯罪其实都是偶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推上这条不归路呢？我想斗胆问一问世人：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些人就是那么无辜？是不是随着一声枪响，随着死囚身份的结束，所有的责任都让死囚带走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当欢镜听去追寻死囚犯罪的动机和心态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是因为非常不起眼的小事情，死囚龙四最后给了他一个忠告：不要忽略身边每一件小事，因为最后可能它都会变成大事。
江津市是个江边的小城市，这个小城市红绿灯的管理不像北京上海大都市那样严格，过去欢听镜是不在乎这个的，“反正有没有车我过去就算了，在我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自从有了在监狱内为死囚写遗书这段经历后，现在，不管他走到多小一个地方，站到路边，他都要前后看一下，首先看红绿灯，然后看看前后的车辆，所以有时候跟他出门的亲人说：“我发现你出来以后好像特别珍惜生命。”
欢镜听说：“不，这不叫珍惜，叫善待，善待生命，我来一次不容易，我善待生命。”
（注：文中死囚的姓名全部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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