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30日上午，香港陆羽茶室。
杨文从卫生间走出来时，右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手中多了一把上了膛的口径为7.62的五四式手枪。他不慌不忙地走近坐在座位上品茶的香港亿万富豪林汉烈。
枪声响起，子弹近距离击中林汉烈左脑……
这宗发生在香港的雇凶杀人命案不久即轰动全国。随后不久，杀手杨文在湖南张家界被抓获。今年10月25日，他站在了深圳第二中院被告席上，同案还有5名被控幕后指使者、1名同伙和1名涉嫌窝藏罪的杨文战友。
“想到可以拿10多万元给家里，这样在乡亲邻里之间比较光彩。我太爱面子了，搞到钱人家才看得起。”杨文在看守所里曾这样对媒体说。他给家里留下了14万港币，但他的“佣金”总共才17万。
在杨文湖南老家沅江市定华村，至今，熟悉他的村民仍不相信他是“杀手”。
一个讨人喜欢的农家娃，优秀退伍军人，普通的打工者，最终变成了一个雇佣杀手。十年间，杨文的角色陡变让家乡人百思不得其解。
抗洪英雄
1995年，初中毕业的杨文报名参军，分配到河南安阳一支特种快速反应机动作战部队。那时候,杨文个子矮小体弱。在新兵训练中，每天天未亮，他趁战友还没有起床就偷偷在操场进行投弹练习，连晚饭后的空余时间都不放过。4个月后，他的各科成绩在60多名新兵中名列前茅，并被任命为新兵班副班长，负责教授新兵；10个月后，他入党。
回到老兵班后，他成为班长。获得的荣誉有全营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团大比武总分第二名，还被授予了一枚优秀士兵奖章。在1998年长江抗洪期间，他把救生圈让给了战友，自己最后撤离。因此被“荣记三等功”。
然而，在可以转为志愿兵的时候，杨文却选择了退伍。母亲罗泳娥说：“部队不愿意他退的。他觉得自己没有文化，土娃子一个，没法通过军校考试。”退伍时，杨文把复员费分给了家境贫困的战友。他到家时，兜里只有50块钱了。
东莞打工
那年年底复员回家后，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担。
杨文家七八亩地，种着蓿麻、稻谷，弟弟还在念书。1996年父亲杨立夫租了10多亩地，却遭遇水灾，欠下了1万多元的债务。母亲罗泳娥的服装店也惨淡经营，一直亏损，负债几千元。
杨文的一些战友常来家中做客。他豪爽、仗义，总是热情款待。但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很快成为了他的心病。抱着减轻家庭负担的想法，他决定外出闯荡。
1998年，21岁的杨文混入打工大军，来到东莞。为了少付车费，他专门选择年前出门。
一走就是3年。他从不告诉家里人他的打工状况，罗泳娥只知道他在广州(实际上是东莞)一家印刷厂当保安，每个月五六百元工资。每次打电话，他都问“爸爸、妈妈好吗？”母亲关切地问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只回答一个字，“好”。
初到东莞时，他和同乡睡在立交桥下。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他的许多老乡吃不了这种苦，回家了。杨文坚持了下来。
他在一家高尔夫球场找到一份球童的工作。后来，杨文到两家印刷厂当保安，在两个厂之间倒班。因为身体受不了，被迫辞掉了其中一家。
杨文生活窘困，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够日常开销。这3年时间里他没有给家里寄过钱。父母并没有因此埋怨他。
可杨文对待战友却是极其慷慨。他的战友没有找到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工资也取了出来，谁没有就拿去花。
后来，杨文回家时，细心的邻居发现，杨文变了。他开始抽5元一包的白沙烟，走路也一摇一摆的，穿上了牛仔衣。
第一单江湖生意
2001年杨文战友得知他在东莞很困窘，便接他来到了深圳。在深圳，他认识了同乡张志新。
开始时，杨文以开摩的为生。摩托车是几个战友凑钱买的。但他没钱办驾照、上车牌，一个月后摩托车被当地交警没收，丢掉了惟一的生活来源。不能否认这件事带给杨文的影响――“此后杨文开始整天与张志新混在一起。”律师说。
有媒体称谢冰是澳门葡京赌场的“马仔”。在法庭上，他被控向杨文、张志新提供资料、佣金和枪支。此后，杨文开始整天与张志新混在一起。
在事发前一段时间，杨文的身份更像是谢冰的“打手”。杨文和张志新曾替谢冰办过一次事情，到广州一家公司，砸了公司电脑。为此，谢冰给了杨文和张志新一共2万元钱。
砸公司分得的1万元佣金，几乎是杨文在东莞打工一年的全部收入。这1万元对一名普通民工实在有太大的诱惑力，事实上也没遭遇太大的风险。这第一次“受雇”为杨文后来的受雇杀人埋下了伏笔。
最后的选择
2006年10月27日，最后一次庭审，杨文向法庭陈述：“我不奢求重生的机会，请求法庭判我死刑。希望所有的人，尤其是我的战友们，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
语毕，杨文转向旁听席，向受害人的家属，深深鞠了一躬。
自请死刑，或许是杀手杨文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南方周末》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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