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消息见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其实，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从写作到出版，可谓一波三折。
上个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自从被搞下台后，心中郁闷。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他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通常是每天口授三五个小时，由打字员根据录音打印
赫鲁晓夫正在口授回忆录的密报，使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他派人找赫鲁晓夫谈话，称中央政治局要求停止回忆录的写作并将已经口授的部分立即上交中央。赫鲁晓夫严词拒绝，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次谈话使赫鲁晓夫深受刺激，回忆录的写作一度陷于停顿。尤其令他揪心的是，等他一闭眼，材料就会被没收和销毁，因此，急需找一个稳妥地保管材料的办法。在国内保存绝对不可靠，他一直有在国外为手稿找一个隐蔽处的想法。
怎样将材料副本送到国外去呢？一筹莫展之际，谢尔盖偶然结识了一个名叫路易的人。路易时任一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同时为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提供服务，拥有普通苏联公民望尘莫及的出国自由和交往自由。此时，路易正在联系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那本《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的出版事宜。谢尔盖萌生一个想法：路易正是可以帮助在国外保存回忆录手稿的最佳人选。
谢尔盖来到路易的住所，路易在闲谈中主动提出在西方出版回忆录。谢尔盖说，回忆录还需几年的时间才能写好，眼下谈不上出版，倒是有个更重要的问题：保证手稿完好无损，想请路易将手稿副本带出去。路易说，此事难度甚大，但不是毫无办法，只是得花钱。谢尔盖表示，回忆录如果出版可得一大笔稿费，路易可以自由支配。
谢尔盖把磁带和手稿副本送到路易的别墅。过了一段时间，路易出国，将材料保存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从此，一批批材料便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国外。
过了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忽然对儿子说：最好找一家可信赖的出版社，让他们出书。路易喜形于色，说他已经摸过美国出版商的底。起初，出版商对于稿件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写信的方式并不可取，极易败露。一个聪明脑袋瓜想出了主意：有人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两顶礼帽：一顶鲜红色，一顶黑色。赫鲁晓夫就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帽子拿在手里照了一张相。出版商不久即收到照片，按照事先约定，那张照片即可证明材料确系出自赫鲁晓夫的手笔，并证明他同意出版。
出版商将手稿的编译工作交给牛津大学学生塔尔博特。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做饭和打扫房间均无暇顾及。幸亏同宿舍的克林顿，也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主动承担了这些生活杂务。日后，塔尔博特当上了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
果然不出所料，克格勃乘赫鲁晓夫一次因病住院之机，迫使谢尔盖交出全部手稿。谢尔盖认定已到了危急关头，需着手准备在西方出书。他立即找到路易。路易火速赴美，十天后回来说：第一卷于年底或次年年初出版。
1970年11月初，苏联当局得知《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出版的消息，命令赫鲁晓夫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后，赫鲁晓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回忆录纯系伪造。
1971年1月，赫鲁晓夫终于见到了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8个月后他即离开人世。（《随笔》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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