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明朝万历初年（1573～1582）任首辅十年，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使衰败、混乱的明王朝走向国富民安，被称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然而，人无完人，在张居正身后最遭非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人
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于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史书也有张居正多次拒贿的记载。
晚明官场的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浊流中，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属难得。但是，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毫不动心的人，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拥而至的阿谀和奉迎。张居正事业鼎盛时，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对这样的称颂张居正欣然接受，并且高悬于大厅。
这是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奉承。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彼此对立的性格就集于一身，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敏于决断的实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负甚高，“内外大计，一出其手定，部院不过一承行吏书矣。”他与次辅吕调阳、张四维共事，也只让他们“拱手受成而已”。皇帝年少，一切惟他是从，大权独揽，高高在上，众多的官员不过是供他役使的下属，同僚也只能看他眼色说话行事。如此独断专行更助长了他的为所欲为，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按明制，朝廷颁赐诰命，“百官皆在午门内金水桥南唱名跪领，至张江陵（张居正1525年生于湖北江陵，古人有以籍贯作代称的习惯，所以又称张江陵），坐内阁遣典籍代领，当时非之。”对于这“非之”他一概置之不理，别人也无可奈何。他具有一言可致人平步青云，也可以使人家破人亡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事实上他已享有无上的威权。
然而，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迫不及待地展开，连篇累牍的弹劾，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时的宰相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世人对张居正的态度为何在一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能怪罪世情无常，人心不古吗？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权势之大，熏天赫地，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自古如此，本不足为奇。奉迎某人实际上是奉迎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权在利存，权失利亡，这权和利驱动一批批人摧眉折腰，阿谀谄媚。张居正喜好谀扬的性格，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导致他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内心深处喷发的权势张扬的欲望，却日益膨胀，他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鹜。所以，他的同辈人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己。权势欲促使他步入权力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友情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
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奉承中不能自拔，是张居正致命的弱点。
（《张居正评传》刘志琴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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