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野是安徽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之所以恐惧上班，是因为她在办公室里遭遇了一场奇特的“非暴力”围剿。2006年8月21日，她一纸诉状将上司和公司告上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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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烦恼缘于拒绝上司求爱
2005年7月，我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合肥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谋到一份设计师的职位。上班第一天，设计部主任曹天带我大致参观了一下公司，并把我介绍给其他同事：“邹野是新来的，以后你们一定要多关照她，可不能因为她是新人就欺负她！”
在以后的工作中，曹天从不掩饰对我的关心，处处照顾我。曹天对我的关心绝对不像上级关心下级那样简单，他似乎对我有所企图。慢慢地，有人开我和曹天的玩笑，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曹天不是我一直追寻的那个人，可曹天对这些似乎并不介意。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进公司以来的第一个设计任务，为一家食品公司新开发的产品设计整套宣传方案。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新手，能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肯定有人在背后帮我。
我所设计的方案让客户非常满意，公司领导对我刮目相看。我知道曹天功不可没，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大家提议为我庆祝一下，我自然不好拒绝。
约定的庆祝地点是“新世界”歌舞厅。曹天最后一个到，他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全是玫瑰。我知道玫瑰代表爱情，他不会当众向我献花吧？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果然径直走到我跟前，把花递给我，说：“恭喜你。”虽然他把“恭喜你”三个字说得平平淡淡，但同事们却一个劲儿地起哄：“主任，别不好意思，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你要是不说，我们大伙儿可替你说了。”
第二天下班后，曹天约我到一家茶社喝茶，我一口答应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曹天说清楚，让他断了念头。见面后，曹天就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邹野，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条白金项链。
“对不起，曹主任，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曹天见我的样子十分严肃，知道我不是假意推脱。加上昨天晚上我提前回家，他可能已经猜出我的不高兴，于是试探着问我：“昨天同事们的话你不要太当真，我们公司优秀的男士多得很，如果你看上谁，可以请我给你做媒，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再跟曹天客气，无疑会加深他对我的误解，只有把话说绝了，才能断了他的念想。“我刚刚参加工作，目前还没有精力谈恋爱，等我把工作干好了，曹主任再替我介绍对象吧。我找对象的要求不高，长相学历什么的我不在乎，但年龄不能太大，比我大三四岁还凑合，再大我就不能接受了。”我知道曹天比我大八岁，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难而退。
曹天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聊。”我以为，对于我的拒绝，曹天尽管很失望，但并不生气。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我的拒绝，我以后的日子便不再有阳光。
走进办公室就像走进冰窟
自从我拒绝曹天后，曹天便不再跟我说话。我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好像没看见我一样。
2005年11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曹天兴致勃勃地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今天我请大家去歌厅唱歌，晚上家里没事儿的跟我走。刘倩，你有空吗？李雨？张兵……”我们办公室总共有7个人，曹天一个个点名问他们去不去，唯独不问我。
细心的刘倩似乎看出了一点什么，小声地问我：“邹野，你去不去？”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去，曹天根本没有邀我；不去，同事们肯定会瞎猜。思来想去，还是咬咬牙，决定厚着脸皮去。
曹天很活跃，跟好几位同事唱了歌。有人提议，要我跟曹天唱一首《广岛之恋》，并不由分说地把我推到曹天跟前。我不好扫大家的兴，也想改善一下跟曹天的关系，于是接过话筒准备演唱。谁知曹天却突然说：“我嗓子不太舒服，不想唱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
大概是12月中旬吧，我因为生病跟公司请了三天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三天的时间，让我在公司的处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后来我才知道，我没去上班的那几天，曹天召集设计部的人开会：“我们部有些新来的职员，才取得一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我希望大家不要跟坏学坏。”为了让同事们疏远我，他还把设计部的人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谈话。至于谈话的内容，没有人告诉我。曹天虽然只是设计部主任，但由于他在公司里参了股份，加上他在合肥的广告设计界颇有名气，这使得他在公司里说话的分量不同于其他的部门主任。
病好去上班的那天，我进办公室的时候正好看见李姐在倒水，就热情地跟李姐打招呼：“李姐，早上好。”没想到，李姐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就走了，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仅李姐，其他同事也在有意回避我。我去找刘倩借直尺，明明她不需要直尺，但她偏偏说自己要用。以前我工作上有不懂的问题，王勇总是自告奋勇来教我，可这一次我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说不知道。下班的时候，李姐提议一起去吃韩国烧烤，并说餐费实行AA制。有人立即接过话：“我们办公室6个人，每人出20元，120元够我们好好吃一顿了。”6个人？难道我不是人？我诧异地看着那个接话的同事，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一种致命的孤独吞噬了我的灵魂。
“办公室软暴力”让我得了“工作恐惧症”
2006年3月7日，我鼓足勇气走进曹天的办公室，希望能和他好好谈一谈。可他却装着没有看见我，故意把别人叫进办公室，没完没了地和那个人谈工作。我孤零零地待在一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着转转。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厚着脸皮一直等到中午12点，以为到吃饭时间那个人肯定会走，这样我就有机会和曹天谈话了。谁知12点一到，曹天竟然挽着那个人的胳膊说：“今天中午我请客。”说完便起身收拾桌子。直到这时，他仿佛才发现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冷不热地对我说：“对不起，我要关门了，有事下午说吧。”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看出我的情形不对，问我怎么了？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放声痛哭。我把几个月来所受的委屈都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气愤，说要找曹天理论。我知道这种事情理论不出什么结果，摆到桌面上说，曹天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而且很多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
2006年5月27日，曹天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因为我爱你，希望你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等你回话。”如果说刚来公司那会儿，我对曹天尚有一份敬重之心，那么现在我连这份敬重也没有了。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他。所以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曹主任，你很优秀，但我一直把你当上司看。我想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感谢你在工作上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努力工作，报答你对我的深恩。”
曹天没有给我回信。晚上，他突然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详谈。我有心不去，又怕曹天会加倍报复我，只好约了一位朋友陪我去，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等我。
谈话只进行了二十分钟，曹天对我很规矩，话说得也很直白：“你说的没错，也许你并不是最适合我的人，可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在追你，你拼死不答应，让我这脸往哪儿搁？”我现在才知道，他这样做不全是为了爱情，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难道为了顾及他的面子，我就得接受他的爱情？我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求爱。这次谈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曹天更加恨我。临走的时候，曹天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像刀子。
第二天，我心情紧张地去上班。我挤出笑脸，和每个人陪着小心，却得不到他们的回报。快到中午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忙完了工作，聚在李姐的办公桌前讨论买房子的事。受这种气氛的感染，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要说买房的事，我有发言权，前段时间我爸妈想换房子，我替他们到市场上转了一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有几个人便离开了李姐的办公桌。大概还不到一分钟吧，所有的人都散了。刚才热闹的讨论会，由于我的加入瞬间瓦解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李姐的办公桌前。我跌跌撞撞地离开办公室跑下楼，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母亲被我的样子吓坏了，问我要不要上医院？我摇摇头，扑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上班，甚至不敢上街，只要一走近写字楼，我就浑身哆嗦。为了治我的病，母亲带我去了好几家医院，还看了几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我患了工作恐惧症，吃药不管用，要慢慢进行心理疏导。不久，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了和我的聘约。
2006年8月6日，母亲陪我来到合肥皖平律师事务所，刘晓敏律师热情地接待了我。8月21日，在律师的帮助下，我将曹天和公司告到合肥市庐阳区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公司恢复聘约，承担我今后的治疗费用，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3万元。曹天听说我要告他，买了很多东西到医院来看我，并表示今后一定尊重我，不再让我难堪。9月6日，公司领导亲自到我家“拜访”我，还给我送来一张新聘约。
9月15日，我从法院撤诉。虽然重新获得了工作，但我却不敢去上班。我不知道事隔两个月后，当我重新走进办公室时，会有怎样的面孔在等着我；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有找到工作的快乐。
压题照片：“办公室软暴力”受害者向记者痛苦地叙述着
(《检察风云》200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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