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吗？
陈博瑞：准确地说，我获得了一种恩宠或者祝福。每天晚上，当我看着周琳入睡、亲吻她的额头时，我都觉得我享受着恩宠和祝福。
陈博瑞与周琳陈博瑞，这位30多岁的美国妇女，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当时正在攻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她精通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擦肩而过。她有自己的生活计划：拿到博士学位后，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2004年10月22日，非常普通的一天。她为了博士论文去访问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辑。在电视台的门口，她看到了一群要饭的人。她被一位残疾小姑娘给吸引住了：这小姑娘的脸看上去是那么单纯无辜，但肢体却是严重的畸形。“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漂亮，容易吸引我。这绝对不是。当时她的样子非常悲惨，也不干净。”陈博瑞这样回忆当时那一幕。陈博瑞停下来，单膝跪下，轻柔地用普通话问道：“你是怎么啦？”
相遇：不幸周琳的幸运一天
小姑娘名叫周琳，12岁，来自四川。她原本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2003年的春节，因家里买了不合格的煤油，致使煤油灯爆炸起火，她和妹妹顿时被火球包裹。周琳被烧得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
周琳的父母是农民，父亲一个月只挣300块钱。周琳因为是严重烧伤，需要做截肢手术，需要植皮，费用不是个小数。可周家哪里有钱给两个孩子看病？周琳后来回忆说，刚开始在医院，医生对她还好，但是后来，随着周家欠的医药费越来越多，医院甚至连绷带都不愿给换了。
周琳的学校和所在的村子，都曾为周琳发起过捐款。但总共凑到不过两三千元。周家只好东凑西借，欠下十万块钱债务。他们也曾到法院告状，希望能得到赔款，但官司虽然赢了，却拿不来一分赔款。绝望之中，全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北京，乞讨，上访。
遇到周琳那天，陈博瑞毫无准备，只匆匆忙忙地谈了五分钟。陈博瑞轻轻地碰了碰周琳的腿――那两条腿像是两个烧焦的“热狗”（一种食品名）。“我会帮你。”陈博瑞告诉周琳。
第二天，她给周琳带来了200美元，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许诺回美国后，如有需要还会帮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博瑞至今还感慨万端：“我带了钱来，但不敢马上给他们。因为周围都是乞丐，全都盯着我。”
陈博瑞把周琳的爸爸叫到附近的宾馆。一路上，他们被乞丐们包围着，他们拉着陈博瑞的衣服，嘴里不停地说，“小姐，请帮助，请帮助！”陈博瑞不得不叫保安把跟来的人挡在外面。
陈博瑞对周琳的父亲说，你们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我知道你们家欠了许多债。但是这笔钱，只能用于两位女儿的教育，不许拿去还债。”她要求周琳的父亲签字保证，“结果他签了，后来也履行了诺言。”陈博瑞回忆说。
寻医：爱心奇迹就这样发生
在遇见了陈博瑞以后，周琳一家回了四川。周琳的父母每天背着女儿去上学。但是，周琳父亲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让女儿重新站起来。他又想到了陈博瑞。周父拿着陈博瑞留给他的名片，找到周琳的英文老师徐兰帮忙给陈博瑞发了封电子邮件。
已经回到美国三个月的陈博瑞，接到了徐兰的电子邮件后就开始给周琳寄书、各种用品和钱。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带着周琳的照片。也许是因为心诚，奇迹开始出现。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一个圣地兄弟会(Shriners)成员。这个组织经营着治疗烧伤儿童的免费医院，而且他们哪里的孩子都管。
陈博瑞马上与徐兰有了频繁的邮件往来。12月，她已经把周琳的所有医疗记录都寄给了波士顿圣地兄弟会医院的医生谢里登。到了次年1月，谢里登通知陈博瑞，周琳已经被医院接受，一切治疗费用全免。
2006年6月，周琳和她的母亲以及徐兰老师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上海飞往波士顿。机票是由美国航空公司免费提供的。从此时开始，救助中国小姑娘周琳已经不是陈博瑞一个人的事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
此时，陈博瑞已经在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接受了一个教职，但她推掉了到手的工作。从此，她和周琳的生活，再也分不开了。
周家一行三人到了波士顿，和陈博瑞一起，在一套狭小的一居室中先安顿下来。陈博瑞把床让给周琳和她母亲睡，她睡在地上。陈博瑞后来在网上开了一个网页，每天记述周琳的病情进展和变化。作为一个严重的烧伤病人，周琳护理起来很难。仅仅是每次上厕所，就要花一两个小时。但这些烦劳艰辛，在陈博瑞的日志中全见不到，见到的，都是她和周琳在一起的欢乐。
治疗：这个世界上有好人
不久，周琳住进了设在波士顿以西的圣地兄弟会医院，并接受来自该院和波士顿总医院的世界顶尖专家的联合治疗。周琳还有了专门的能讲中文的老师，一对一地教她数学和英语。医院的医疗主任德瓦里克大夫把周琳烧得畸形的脚放在自己的手上，捧了15分钟，不停地思索着治疗方案。
诊断的结果，周琳的状态坏得远远超出想象。她烧伤后没有得到良好治疗，足足耽误了两年多。而从11到14岁这段时间，身体发育非常快，烧伤引起腿部组织的萎缩，同时骨头又长出来，引起腿部严重变形。再不处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经过几个医生的讨论，斟酌了三种方案，确定最好的办法还是截肢。
在手术前，陈博瑞抓紧时间，带周琳出去放松。她在日志中，记下了她们的种种经历：她们来到波士顿中心的公共花园，正赶上一家人家的婚礼。陈博瑞问这对新人能否和周琳合影，对方欣然同意。他们到了附近的商店买东西，营业员见了周琳，竟自动打折扣。她们去租车时，对方见了周琳马上半价。到了加油站，竟白灌了一油箱的汽油！
徐兰老师后来谈起在美国遇到的好心人，她说：“开始与陈博瑞联系时，还有人警告我，会不会碰上一个网上的骗子。我在不认识她之前，也曾觉得她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奇怪。但是后来我与她接触多了以后，坚信她是个好人，我也开始坚信，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些好人。”
在医院做手术的日子里，周琳的母亲每看到打点滴时，药液低过一定的线，就本能地六神无主起来：因为在中国，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又要交钱，又得出去乞讨了。
现在，每当此时，她便开始想，中国那些不幸的孩子都能像自己现在这样有多好！一天，她突然问陈博瑞：能不能有朝一日在中国为烧伤儿童开一所免费的医院？陈博瑞告诉她，开一所像圣地兄弟会这样的医院，需要做许多工作，许多许多钱，花费很长的时间。于是，周琳开始画画。她想靠卖画来贴补家里，也为未来的医院筹钱。
周琳终于上了手术台。由于周琳的状态比预想的糟糕得多，脚切掉后无法愈合，又必须截断膝关节以下的腿。一个手术跟着一个手术。短短一个夏天，竟做了八个手术。用一位大夫的话来说，要是换别人，可能早就死了。但这孩子就是坚强。
周琳挺下来了。2006年11月30日，周琳到波士顿总医院进行检查，恢复良好。当她借助假肢站起来时，周围的医护人员全对她鼓掌,欢呼，有些人眼里噙满了泪水。
美国社会有个风俗，女孩子长大成人，当父亲的要和她一起参加父女舞会。假肢专家布罗克・麦康基到周琳处抢先报名：等你成了大姑娘，参加第一个舞会时我要当你的舞伴！14岁少女的欢笑，又一次荡漾在周琳的脸上。
新的免费烧伤诊所将在中国诞生
帮助周琳的故事，通过陈博瑞在网上写的日志传播出去，也登上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头版。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中国建立第一所免费的儿童烧伤诊所的事情，也有了具体进展。陈博瑞介绍说，这一计划的具体构想是这样：“我们在成都寻求合作伙伴，最理想的是一个有医学院的大学，他们帮助治疗病人。圣地兄弟会医院提供卫星监视器和一些基本的医疗设备，美国医生可以通过卫星图像具体指导中国医生如何救治病人。如果病情严重，就地处理不了，还可以送到美国本院来治疗。这些加在一起，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对此圣地兄弟会医院已经做出了承诺。他们已经接受了第二个中国烧伤儿童。”
“我们与世界一体”
在遇到周琳以前，陈博瑞一直的梦想是当一名大学教师。在遇到周琳以后，她的一些亲友也曾劝她不要在周琳身上花这样多的精力。而陈博瑞现在，面临着放弃工作、前途未卜的种种不确定的未来……
今年1月4日，记者在美国某家咖啡馆再次见到了陈博瑞和周琳。记者问：“你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吗？”陈博瑞回答：“准确地说，我获得了一种恩宠或者祝福。每天晚上，当我看着周琳入睡，亲吻她的额头时，我都觉得我享受着恩宠和祝福。
“你不会想到可能上当吗？”
陈博瑞坚定地说：“我看到周琳的目光时，我就相信她。如果一个人骗我，并为此放弃了他或她所有的尊严，编出悲惨的故事来行乞，那说明他或她的生活中一定有非常不幸的东西，否则不会把人逼到这步。即使我知道受骗，我宁愿相信人。如果我发展出对陌生人的恐惧，那才会伤害我。
我相信宇宙是有机的，是有感受的。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一体的。如果你皮肤上有个伤口，周围的细胞组织马上会调动起来使之愈合。这是本能，用不着计算。周琳在街上要饭，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伤口。贫穷和腐败，也是这个世界的伤口。我们都是细胞，会本能地过来帮助，愈合这个创伤。这不仅是我。这次这么多人自动地走到一起，这么慷慨地捐助，更增强了我的信念。”(《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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