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郑振铎躲在“孤岛”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抢救收购珍贵图书文献。
郑振铎平生爱书，可谓无出其右者。20多年来，他节衣缩食，搜购过大量的古书和新书。在郑振铎搜购的书籍中，中国古代戏曲书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他尤其关注元代的杂剧。元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光辉的一页
但是，郑振铎坚信一代元剧决不会仅仅只留存这百来种，完全可能有新的发现。因为，他在很多书中都发现过有关元剧的线索，特别是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记载了大量元明杂剧的名目。
1929年10月，即郑振铎从国外避难游学返回上海的第二年，他偶从《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常熟藏书家丁祖荫的一篇《黄荛圃题跋续记》，发现文中引用了黄氏一则《古今杂剧跋》，透露了《古今杂剧》共有66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还说，曾借得此书一阅，内包含元明杂剧共240来种云云。郑振铎读此消息，激动不已，连忙写信给在北平的朋友，追查此书的下落；同时，又拜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去直接问丁氏，但丁氏只说已归还原主――常熟旧山楼赵氏了。他又问赵氏后人，问常熟当地人，再问丁氏，回答都是一个“不知”。不久，丁氏死亡，线索便全断了。郑振铎的心提了起来，这部珍贵的元杂剧是否已经被毁？因为他听说1924年军阀混战的时候，在常熟旧山楼驻过军，士兵们曾随便把藏书楼里的古书拿来当柴烧。
郑振铎依然不灰心。他想，它们可能秘存在某位藏书家的手里。他遇见有关的人必问此事，每遇人谈及元剧，必提到此书。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孤岛”初期，1938年5月的一天晚上，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打来的一个电话，差一点使他惊喜得摔坏了眼镜。当时他拜托过上海几乎所有的旧书商人：凡有好书，定先告诉他，千万不可卖给外国人与汉奸！陈乃乾来电话告诉他：“听来青阁老板说，苏州某书贾发现了三十几册元明杂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还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而更重要的，那抄本大多有清常道人――赵琦美的题跋！”
郑振铎的心怦然而动。莫非这就是“也是园”的旧藏！而陈乃乾又大声地加了句：“据说，书是从丁家散出的！”这更证实了：那就是他盼望了近十年的书！看来，丁氏所谓“匆匆归赵”，所谓“云烟一过，今不知道落何所”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于是，他急忙郑重拜托陈乃乾：“一定设法替我买下！万不能让别人弄去，更绝不能流出国外！”他又进一步叮嘱：“恐怕还会有三十来册出现！注意：一共应该有64册！”
郑振铎虽一口应承说要买书，可他这时其实囊中羞涩。他连夜写信把这件事告诉给正在香港的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和教育部干事当时在汉口的原暨南大学同事、词曲专家卢冀野。
此后，郑振铎四处奔波筹款，终于得到教育部和陈立夫的支持，在奸商将书价从“3000元”猛提至“1万元”的情况下，几经曲折，终于以9000元成交。
这部书不是一部普通的戏曲集。64册书中包含242种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这100多种孤本中，元人所作就有29种。诗人徐迟后来用十分生动的语言说：“你能想象吗？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全欧洲为之骚动。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你想，又将如何？试想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我们的元代，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
郑振铎是这样评价这一抢救工作意义的：肯定地，这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 （《八宝山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何虎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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