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家汪曾祺十分赞赏前辈作家语言运用上的独创。如鲁迅《药》：“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虽写普通的“草”，也很用力，抓住了秋草干枯、稀疏、瘦硬的特点。屠格涅夫写大树被砍“叹息着，庄重地倒下了”就比“慢慢地倒下”、“沉重地倒下”传神，用拟人手法，给人以震撼；说托尔斯泰欣赏“菌子已经没有了，
神来之笔乃源于生活。汪氏认为作家就要养成时时观察生活的习惯，并把得来的印象用清晰、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独到的语言不靠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他力主写作的平实、反对花哨，说“好的语言都是平平淡淡、人人能懂的”是“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凡此，只能靠日久的积累，方能水到渠成。
汪曾祺说，语言的运用恰如“揉面”，揉熟了才有劲，写作也就是语言的“抟弄”。他说，有些人写作时往往写一句、想一句，结果笔下的语言是松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他引巴甫连柯语：“作家是用手思索的”，说作家只有不断勤奋地写，才能深刻反映生活，扪触到语言。
汪曾祺总结我国散文向有“平静中和的传统”。因此说写作中不要矫情，即生硬地抒怀。文要讲“文气”，文章要“一气贯穿”。“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所以语言要贴切、简要、稳妥、准确。
关于写对话，汪氏也主张越平常、越简单越好。不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深刻、有哲理，认为“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因为，“人终究不能用警句交谈”。(《新民晚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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