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 王日根在2007年第2期《厦门大学学报》上说，清朝自康熙起，即注重对商业秩序的建设，江南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一是禁止勒索外商；二是清理地方黑恶势力；三是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四是安置失地居民；五是处理公共事务；六是官府出面缓和劳资矛
讲美学不能脱离当代生活 刘纲纪在3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上说，上世纪80年代初讲美学，青年学生反映之热烈出乎意料。这首先是由于社会上有一种从“四人帮”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激情，美学也成了反“左”、思想解放的一个方面军。现在和那时相比，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密切结合当代生活，包含结合消费问题以及时尚等具体问题来讲美学，广大群众和青年才会爱听。
忠义救国军的起源 邢烨在2007年第1期《民国档案》上说，“忠义救国军”因《沙家浜》而广为人知。它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诞生于八一三战火中。它以黄埔、军统的人员为骨干，吸纳当地抗日热情高涨的工人和帮会的力量，一经建成就出现在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1938年5月，军统头子戴笠奉蒋介石命令，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他们插入到沪宁杭敌后沦陷区，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面。但随着形势的转变，“忠义救国军”也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内外方针，与当地“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不断产生摩擦，其成立之初单一的抗日性质，有了质的改变。
党风建设是一门科学 赵文禄在2007年第9期《领导科学决策信息》上说，党风建设是一门独立的重要科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党风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党党风的外在环境、内在本质及其党风建设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中国发生巨变的原因 关愚谦在第1049期《社会科学报》上说，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主要有6个原因：一是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是对“文革”汲取了足够的教训。三是被思想束缚的手脚挣脱开了，这股冲劲发出了极大的威力。四是得益于海外华人的帮助。五是中国有个香港，可以少走许多了解、学习西方的弯路。六是兼容并包的文化。
大运河的兴盛不是中国古代轻视航海的原因 葛剑雄在3月19日《北京日报》上说，有人认为，大运河的兴盛导致了中国古代对航海的轻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影响中国古代航海发达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本身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即中国古代对海洋的重要性主要着眼于“鱼盐之利”，而不是航海，更不是远航。经济的重心在大陆的腹地，而滨海地区被看成是文明的边缘。当运河沿岸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区域时，沿海地区还冷清寥落，但两者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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