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刚落下帷幕，就有学界人士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其实，在此前进行的四届评选活动中，也不断有人指责这种“选秀”行为。
“十杰”到底是如何选出来的？主办机构中国法学会列出的第五届“十杰”参评条件，除了那些政治性的条件外，对学术成就的要求只有一条：“具有原
“十杰”就真的这么杰出吗？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为例，她在当选第五届“十杰”之后，在颁奖大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题目是《论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直听得我两眼发愣，感到后怕！
这位女教授在简述了程序法治和实体法治的价值后说：“程序法治是不是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她由此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原因何在？是因为中国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
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薛刚凌教授应当明白，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封建专制社会，其中根本的区别在于，一切公权力皆来自人民的授权，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正义既是约束公权力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在法治社会，目的正确并不能构成权力行使的合法依据。
正如薛刚凌教授所言，中国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这种片面追求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习惯，本来是中国建构法治社会的大敌，现在竟然有薛刚凌这样的学者将其视为“本土资源”，鼓吹建设“实体法治”国家，其观点可谓荒谬之极！
更可怕的问题在于，当下的中国法学界，有些学者已经没有自己的立场了，整天周游于官场，低眉邀宠，口号不离嘴。一些学者不专心于学术研究，要么为仕途奔忙，要么为金钱折腰，不亦乐乎，然后再速成几篇论文，摇身一变，就成了法学家。于是，思想浮躁成了法学界及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突出表现。（《南方周末》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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