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1896年他参加了英印政府出资的边境考察，由此让他的职业志向急剧改变――他要到中国的新疆等西部地区考察。在发现敦煌之前，他曾在1900年和1901年间到过新疆，在尼雅等地发掘并带走了大量的文物。而他1906年开始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是他一生中辉煌的顶点――他在此行中来到了敦煌石窟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道士（即王圆?，此时正在敦煌石窟为建自己的道观“太清宫”而四处奔走。1900年6月22日，他和一个杨姓伙计在现编号为第16号的石窟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斯坦因的中文翻译兼秘书）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宋代之前印刷的汉文佛经。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
经过漫长的等待，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
在斯坦因看来，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
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的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又开始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王道士开始动摇，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由此，斯坦因开始对藏经洞文物的大肆劫掠。这批经卷是由“蒋师爷”负责运送的，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1期朱步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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