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潘晓在信中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马丽珍把潘?和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当时黄晓菊与潘?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孤僻，太学生气”，通过几次信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当初的潘?可能确实是孤僻的，他曾于1979年5月31日服浓缩来苏水自杀，脱险之后潘?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至于自杀的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自幼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里，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之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
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个街道的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见黄晓菊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自己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那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级领导却悄悄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记在小本子上，并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的时候，黄晓菊走了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从此她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无奈，黄晓菊辞掉了工作，经马丽珍介绍，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工作过，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
1988年，单位实行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有过出轨的思想和言论的黄晓菊被停聘。离了婚，又没学历，为了自己和3岁儿子的生计，黄晓菊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但实际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到电台当热线节目主持人……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北京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吃苦能干，和搭档在大雪里骑车运货，一路打闹，一路笑骂的混不吝，黄晓菊慢慢站稳脚跟。
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此后，潘?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几年，潘?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南方周末》3.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