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的前途

★“公鸡下蛋”太离谱儿

2007年春晚，和往年一

《策划》是赵本山进入春晚剧组有史以来最晚的一次。

赵本山启用新人编剧徐天超操刀剧本，他因写喜剧小品获奖而被赵本山关注，由此从媒体转行到赵本山旗下的“刘老根大舞台”担任编剧。徐天超坦言，赵本山在创作过程中占据主导，他只是参与创作，把赵本山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嫁接成剧本。

一直到大年三十，两人来回磨了26稿。仅3页多的内容每次都要大改。徐天超说，“赵本山每次排练，即兴说的台词都不一样，我得先迅速记录下来，到了晚上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哪些台词保留、哪些台词放弃。”

徐天超对记者表示，今年的小品和往年不太一样，以前可能游戏状态更强烈，而这次是对故事的回归。据说，赵本山在创作初期就表示了要体现小品最本质一面的想法。虽然小品1月初才开始创作，但赵本山很早就明确了要做“公鸡下蛋”这件事，借以讽刺娱乐圈的炒作现象。然而，观众的回馈却相反，一位追赵本山小品多年的“粉丝”激动地告诉记者：“‘公鸡下蛋’太不贴近实际了，以往的小品很实在，表演很自然，语言很幽默，包袱抖得也很自然很搞笑，这次好像是特意让观众乐的意思，很假，也不实际！”

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陈孝英的评价是：《策划》有些粗制滥造，观众已经不是在看故事，而是在看赵、宋二人的表演。

★逐渐远离现实题材

1990年，赵本山带着小品《相亲》亮相春晚。《相亲》一炮走红，拿了当年春晚小品类节目的一等奖，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小九老乐》《我想有个家》连续拔得小品头筹。

此三部小品中，赵本山游离于一个农村中年男子的情感与家庭之间，看似蔫，却憋着一肚子坏水。妙语连连却依旧脱不开传统二人转拿男女调侃说事的影子。

这三部作品都来自善于描写家庭情感问题的编剧张超。如果说赵本山与他的合作还属于摸索期，同以写社会现实小品见长的编剧崔凯的合作，则更多打造出了赵本山小品的底色。

1995年，春晚总导演强调要上一些与社会现象结合的小品。带着写好的本子刚到剧组的崔凯，即被导演临时布置了作业：写一个批评领导吃喝风的小品。那已经是11月末了，崔凯写了一周，赵本山和范伟就来排练《马大叔提干》。排练的效果很好，包袱叠出不穷。但终究没能过审查这一关，有领导认为大过年的批评人家乡镇干部不好，于是改成了乡镇企业经理。最终的演出效果当然打了折扣。

之后的《三鞭子》，在讽刺力度上比《马大叔提干》走得还远，同样也遭遇了被修改的命运。赵本山似乎看透了此类题材小品在春晚的命运。开始把心思转向了对人物内心刻画上。

1997年，在创作《红高粱模特队》时，崔凯改了五六稿他都没点头，赵本山说不明白自己作为农村的裁缝，对城里来的模特教练范伟应是什么关系，喜剧点在哪？崔凯告诉他，你越尊重他越有包袱，你俩对模特理解不同，文化差异导致的包袱才是最好笑的。赵这才恍然大悟。

尽管合作默契，但连续三年拿了春晚小品二等奖，这对于赵本山来说，不太舒服。1999年，对于赵本山而言是个门槛。他面临新的转型。

这一年，他首次与宋丹丹同台。剧本是何庆魁写的，这个小品在春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何庆魁在1997年就参与了小品《红高粱模特队》的创作，但他们之间的蜜月期却是从1999年这部《昨天、今天、明天》开始的。

高秀敏从1998年的《拜年》与赵本山开始搭档，赵唱高和，一个逗一个捧，相得益彰。何庆魁的介入，使赵本山的小品开始回归自身风格。

2001年，进入赵本山的黄金时代，《卖拐》系列让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这个“铁三角”成为了“金三角”。

就在赵本山和何庆魁沉浸在自以为回归本色的表演中时，小品评论家们却认为，赵本山的作品，已经不是在靠作品引人发笑，而是在靠他本人的滑稽表演引人发笑。观众对其热情不断实际上是在纵容他远离小品。

2000年以后，小品对于赵本山已经不是主业，影视、二人转，及其他文化产业做得更大了。他的身份除了艺术家，还有文化产业家，足球俱乐部老板。

2003年开始，赵本山就不止一次地表示，春晚太累，不想上了。但赵本山从1990年上春晚开始，到如今无人取代的“小品王”地位，春晚成就了他的名，现在到了他偿还的时候。不同的是，如今的环境不同于当初他出道的那几年，好本子鲜见，只靠他这么一个天才演员的滑稽表演撑着，难挽大局。

★小品当心“过劳死”

多年来，各种主题先行的晚会，“无小品不成晚会，无小品不能表现主题”的定规，已将小品过度开发，日渐空虚。

“小品”本是戏剧院校表演课的一种教学形式。1983年，中央戏剧学院80级表演班学生排了一组“观察生活练习”小品，后来这组小品在电视台播出了，岳红《卖花生仁的姑娘》大受欢迎，这是“小品”第一次亮相荧屏。

1983年春晚，王景愚哑剧小品《吃鸡》赢得观众厚爱。1984年春晚，成名电影演员陈佩斯、朱时茂表演了小品《吃面》，小品真正开始在全国风靡。

1987年，在黄宏的记忆里有几件大事：“那一年全国第一届小品电视大赛举行，我考上了军艺，我写的第一个小品《卖挂历》上了辽宁电视台春晚。”1990年，小品《超生游击队》在元旦晚会播出的第二天，黄宏生平第一次在街头被群众包围。

小品这个偶然中出现的文艺品类，就这样在中国大陆毫无预兆地欢快成长起来。而媒介始终是促使小品生存状况改变的重大因素。在黄宏看来，“小品随着电视而火，随着网络而淡。”

第一届央视小品大赛举办于1987年，由于资源不足，7年后才举办第二届，1994、1996、1998,两年一届，之后停办。90年代中到末，正是小品由巅峰状态平稳下滑的过程，1998年，正是网络入侵民间生活的开始。再次恢复小品大赛是在7年之后的2005年，今年是第六届。

本届小品大赛总导演刘铁民对记者说，大赛办与不办，主要由收视率决定，因此这个曲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客观反映小品的发展情况。

“小品毁作者、毁演员”，一些曾因小品成名的作者后来洗手不干，宣称是写小品把自己的艺术葬送了。而一些原来被看好的戏剧演员，在成功塑造了小品角色后，被人说成“你这么好的演员就让小品给害了”而羞愤难当。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宋丹丹就因此而远离了小品很久。

虽然长期得不到给养，但这并不妨碍小品长年累月地被重用，甚至滥用。不管如何衰弱，小品如今还是电视晚会的支柱。以央视春晚为例，小品领军的语言类节目总要达到8个以上，2003年春晚有6个小品，占晚会总时长的1-4,2007年的语言类节目达到11个，更突破以往的纪录。

在综合晚会中，体现平民性的语言类节目还是老百姓的最爱。当晚会的组织者突然发现了一种既能吸引观众又能深刻表现晚会主题的好工具时，滥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小品走下坡路的原因不在艺术本身，而是创作枯竭。创作枯竭来自于浮躁，浮躁来自于对小品的滥用。小品被用得太狠了。”军艺戏剧系主任黄定山对本刊说，“无小品不成晚会，无小品不能表现主题”，已将小品置于疲于奔命的境地。

除了逐渐脱离生活，这些年来，那种10~12分钟的电视小品，也开始变得复杂了。“以前的小品在表现形式上，简洁洗练，几乎没有布景。表演上的虚拟与夸张，是小品喜剧的主要元素，可以说是地道的小品。现在越来越趋于道具复杂，舞台剧化、独幕剧化了。与当年的经典节目相比较，似乎感到小品在逐渐失去原有的大写意和智慧的本真。”2007年春晚策划任卫新说。

“当小品异化成小戏，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陈孝英称。

“小品没有什么专业不专业，只有专心不专心。”陈佩斯说。

已成名的小品演员注定在“狠用”行列。至于为什么电视小品翻来覆去总是那几个人在演，春晚的组织者们有很多无奈。“我们巴不得有新演员上来啊，可就是不行。”一号演播厅是个大坑，对演员来说那是要脱层皮的。有的人气演员，像赵本山、冯巩，一上场底下马上喊起来。没名的演员上去了，可能从头到尾没一句有掌声。

这位组织者说，2006年，他们曾做过尝试，想把《炊事班故事》《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等情景喜剧中的人物招来，专门搞个特辑。人是来了，但当把系列剧悠长的节奏砍为总长10分钟、要求3分钟一个包袱的小品后，再怎么编也一点效果没有。

“没有过时的艺术，只有不适当的运作者”，陈佩斯在总结小品困境时对记者说。如何给过累的小品减负，人们提出了各自的方案。陈佩斯的路子是正面迎击，呼吁文艺立法，以使小品及一批遭受同样困境的文艺“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有效的组织程序”。

既然相声衰落至此，还能出个郭德纲，只要小品创作者回归到艺术本身的规律，从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