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是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那么，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突出出来了呢？下面试举两例加以分析:
一是个体的消极性表现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今天出现了类似的话，叫做“领着低保骂政府，开着
改革开放虽然给所有人都带来了过去无法比拟的物质变化，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当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要求了解和参与跟自己吃、穿、住、行等费用相关的改革的愿望与日俱增。现在要我们每个人自己掏腰包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是要我自己付钱，我当然要关心了，当然想了解一下，甚至还要参与一下。但客观上，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又滞后，没有一个健全的渠道让百姓去表达、去了解，甚至去参与。很多人就只好在底下以这种骂娘的形式“自我释放”。
二是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由学生转变为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职工等。主体不仅变了，范围也扩大了。
这些变化的出现，并不可怕，都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候，关键是我们党怎么合理解决，有效化解。这就要求我们要由过去代替型和行政控制型转向民主和法制。具体说来，就是要把下面的“骂娘”变成公开有序的听证会、旁听会、领导接待日、网上征求意见，还可以设人民审判员、检察员等。给你机会，给你平台，让你去说，让你去骂。还要把单一的委任干部变成群众民主推荐、民主选举，把上对下的单一监督，变成下对上，还有党外对党内，社会对政府这样的上下结合起来的监督网络体系。（《北京日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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