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
是一座圣坛，还是十只“醋坛”
2006年10月黄金周期间，一个在职业生涯中似乎从未与孔子和孔子研究发生过任何关系的小女子，居然堂而皇之地在当代中国媒体之王――中央电视台上解说《论语》，并且眉飞色舞地一连讲了7天。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不知道是否真的看懂了《论语》的影视学教师，居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并掀起了一场《论语》热。一时间，她的讲稿和所有沾上《论语》字样的书籍，都在各大书店畅销起来。
出版她的《庄子心得》一书的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的总编说，春节刚过，人们就排起长队等购于丹的书，一对老夫妻冒雨伫候。老汉说：“我们天天吵架，准备离婚，听了于丹的讲座，心里很舒坦，不想离了……”书在热卖，名在鹊起，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看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这是她应得的吗？
于丹是谁，她算老几，是什么让她7夜成名？确实，如果按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学术水平和所花的时间来排序，在全国范围内，说保守点，她可能排在1000名以后。如果按演讲水平排序，她是否能进入大专院校辩论赛决赛名单还是个问题。那为什么选她讲《论语》，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吗？大概也不是，她的脸让人看到的欲望大约多于美丽。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联想起媒体暴力，想起与这种暴力的暧昧关系，想起藏在经典大氅里的牟利动机……以至于有人在他的博客里把“百家讲坛”称为“败家讲坛”，或“出版讲坛”。
不能说没有人看透这个把戏的暗道机关：社会与学术评价系统的瘫痪，媒体资源的占有者优先，以及遴选机制与公开公平的绝缘……所有这些导致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名望的分配严重不公，必然引起社会愤懑。但愤懑之气的喷射口，一般是整个体系最薄弱的地方。在“《论语》心得”这个案子里，我看到了两个喷射口，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于丹。一个是死古人，另一个是弱女子。爱死古人的，拿弱女子开刀，比如徐晋如等10个博士生和硕士生；放弱女子一马的，大骂古人，这样的人网上也有。
徐晋如等人3月1日在网上公布了“讨于丹檄文”。其实，他们反感的并不是于丹说了什么（在他们的檄文里甚至没有引用于丹的任何一句话），而是反感媒体全力推销于丹所说的。他们并不在乎于丹是“厕所”，他们在乎的是媒体“把厕所当客厅”，而忽略了他们这座圣坛。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篇檄文就是这座圣坛上冒出的香烟，可我分明从其中闻到的是醋味：
――“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评注：他们关注的不是于丹如何“猥亵孔子”、如何“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是“强势媒体”用它“巨大影响力”“不恰当地‘关注’”那个“高学历文盲”于丹。简单点说，他们关注的是关注，是对别人而不是对自己的关注。］
――“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评注：在民主社会，社会地位并没有我们这儿重要。在哈佛大学，你闭着眼睛在街上走，不小心就能撞上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每天迈着他的高脚鹭鸶式的步伐走向他的办公室，途中遇到的微笑，一点也不比站在哈佛广场上的无家可归者多。既然“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又何必在乎于丹之流的社会地位呢？显然，“学问自身的愉悦”并没有补偿他们的一切，他们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虚需要“社会地位”来填补。如果没有社会地位填补，只好让醋意来填补了。］
孔子是你家的“神”，还是大家的导师
10博士檄文指责于丹“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祖师爷孔子不就是个“耍嘴皮子”的？他老人家几乎没写过什么字，与他有关的三部儒家经典，《论语》、《大学》和《中庸》都是他讲课时学生记的课堂笔记和课堂讨论时的记录，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回答学生和政府官员问题时所说的只言片语，有的被当场记下，有的事后从学生的记忆里被提取出来。
我当然不是说，于丹的讲演堪比孔子的言论，我只是想求教于徐晋如先生，是否一定要用说与写来划分思想与文化的层次？说就是“耍嘴皮子”，写才是“莫测高深”？在我看来，真理既可以被写出来，也可以被说出来。说与写都是形式，关键是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
其实，写檄文的博士们并非不懂这些道理，他们只是在发泄自己的领地被侵犯的不满情绪。孔子被看成是他们家的奶酪，不让别人碰；或者被当成自己神龛的神，不让别人供。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让人“敬畏”，也没有必要让人“敬畏”，大概是研究他和它的博士候选人们希望他与它让人敬畏。
在人类生活领域，越伟大的东西越不让人感到敬畏，而越是让人感到亲近。上帝和他的圣子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伟大的存在，但他们父子俩和门徒们的言行录――《圣经》，西方的贩夫走卒皆可诵读，对于写作者，它是散文范本；对于文盲，它是识字课本。它讲的道理，就像你裤兜里的手绢，触手可及。《新约》里有关施洗者约翰有这样的记载：
“有些百姓问约翰，如何才是真正地悔改了，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做。’又有税吏来，要求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我不觉得这里有任何让人敬畏的东西，它亲切如母亲的叮咛。
千万不要以为孔子是一个不近人情、完全没有生活情趣的老顽固，实际上，他比他的大部分弟子更旷达也更洒脱。《论语・先进第十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对守在自己身边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说：“假如你们各自的才华都得到赏识，你们想干什么呢？”
子路莽莽撞撞地抢着说：“假使有个大国，处在其他大国的包围中，又经过连年战乱和饥荒，如果把它交到我手里，我只要花三年时间，就可以使得国民的精神重新振奋，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
孔子听了一笑,然后转过头问冉有：“你怎么样呢？”
冉有谦和地笑了笑：“我顶多能治理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更小点更好。干上三年，或许可以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
孔子对冉有的话不置可否，只是对公西华说：“哎，谈谈你的想法。”
公西华说：“我呀，没什么大用，但愿意学习。我喜欢做与礼乐有关的事。”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曾点在孔子背后悠闲地弹着瑟，仿佛在提供背景音乐。孔子回头看了他一眼，说：“说说你的志向。”曾点听到老师问话，让弹瑟的手指慢了下来，说：“老师呵，我的志向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么高。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天气回暖，在农闲时节，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儿童，到沂水里游泳，在高台子上的树阴下乘凉，然后吼几嗓子，手舞足蹈地回家。”
孔子听了，长叹一声：“我就想和你一样呵。”
对这个故事作最好注脚的，我以为并不是宋代大儒朱熹，也不是当代南子（怀瑾），而是被10个博士讨伐的小女子于丹：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虽然子路、冉有、公西华的人生目标都很远大，但孔子并不认为他们既能胜任又能从中找到快乐，既然如此，还不如像曾点那样，安享盛世，按照自己心意去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她动了孔子，还是让孔子动了
不管多么伟大的传统学说，都不一定能完全在当代“复活”。拿孔子来说，能够复活的，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仁”，用当代语言加以重述，就是“人道主义”，不能复活的可能是他的用家庭法则规范政治生活的制度性构想；能够复活的是作为生活导师和政治哲学家的孔子，不能复活的是作为等级制度和家长制度看门人的孔子。一句话，能够复活的是心性儒学，难以复活的是政治儒学。如果说，孔子是一头巨象，对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完全取决于你摸到了这头象的什么部分和你对这个部分的偏好程度。
于丹却摸到了这头大象柔软的腹部，她告诉人们：“孔子是朴素、厚实而温暖的。”
迦达默尔说：“解释学的出发点是构筑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
在对《论语》的解释上，我以为于丹做到了这一点。她的演讲所获得的广泛而热烈的反应表明，她重新发现了那个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他，这是近代以来所有热爱孔子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没有做到的，更不用说那几个写檄文的博士了。因为于丹，孔子带着他的《论语》走进了千家万户，与那些需要精神安慰的人倾心交谈。
于丹动了孔子，也让孔子动了起来，当然，是她发现的那个孔子。(《中国青年报》4.4稼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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