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次，一位作家朋友前来文化部办什么事，我见到了他，他问:“怎么样？当部长的滋味如何？”
受尊敬，说话管用。好多年了，我很不喜欢“调演”这个词，文艺不是物资，不是部队，不宜于用调拨之类的指令性字眼。过去，这样想了说了，和没想没说
也有的事说了基本白说。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招待外国元首的文艺演出，发现麦克风的使用令人震耳欲聋，更不要说声音的失真了。我也正好在晚报上看到新凤霞的文章，说到扩音器的滥用如何违背了戏曲表演的优良传统。我说了多次，我写过文章，我还写了一篇讽刺小说叫《音响炎》，结果收效等于零。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高级别高规格的演出，其中有男女声的西洋歌剧清唱。结果有高级人士喊叫:“加个麦克风！”
有一次谈到一本标榜是“文革”史料的书，当时领导的意图是不要再老出书谈“文革”了，便责备此事，并准备将此书封冻。我拿过来翻了翻，我说，这本书还是比较严肃的，有些史料也有参考价值，可以搞一个内部发行，不再多印就行了。后来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是一个事例，证明那时我能起些什么样的作用，不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是有我没有我，是有所不同的。
有一个事:天安门广场其时还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照片，上面让我们一批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研究一下，研究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敢说不挂，而是向后拖，说是等到什么什么节日再摘吧，最后只好由最高领导讲了话。其实让我们讨论，就是不准备再继续挂下去了，其实是希望我们提出建议，为领导分一点忧，承担一点分量。而我们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这么点出息，硬是只能请总设计师自己出来打冲锋。难啊。
从1986年4月，到1989年9月，我一共在文化部上岗三年零五个月。至今我仍然受到文化部的多方照拂。
二
作为我不能不承认的政府官员，我还是太幼稚太天真了。1986年11月，我上任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等。
会议在上海的宝山举行。我坚持与与会作家同住一个旅馆，只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参加。
会议经费太少，捉襟见肘。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邓友梅告诉我，会议如果只承担与会正式成员的伙食住宿等，勉强可以维持，但一些媒体记者来得很踊跃，你没有邀请的，他也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作家头面人物，如×××，自带了两位女记者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如开幕式招待会、宴请等标准高的膳食，实在负担不起与会记者的入席。作协方面提出拟请记者另行用餐，标准低一点，我未有异议。
孰知这是犯了忌的。果然，只一个开幕式没有请记者同志一起出席宴会，就引起了较强烈的不高兴。
此次会议虽然开得不错，媒体上一句不提，封杀得十分彻底。
我是彻底服了，对于任何人都是不能够怠慢的。（《大块文章》王蒙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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