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辑的一个稿件，写的是一个当年的地下党员把一切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甚至所用名字都不是自己的，妻子都是上级指派的。如今主人公早已不在人世，他的90高龄的妻子则成了植物人。
文章标题是《隐身人》。他们的女儿在讲述中说：妈妈的病危通知单一张接一张地来――那是天国的爸爸发来的电报，就如他
我在《编者按》中则大发感慨，联想到今日“喧嚣，闹猛，什么都可以拿来曝光，炒作，叫卖，都可以拿来‘晒’的世界”，我说，“那个世界正相反，安静，沉着，坚定，一切都在暗中行进，只有信仰像星星在头顶闪烁。”
没想到的是，在审稿过程中有关部门告知：这个人的事，比较敏感，不发为宜。敏感在哪里?我在权威资料上找到答案，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有过被捕数月后又被保释的经历。
稿子没发出，本来也许可以浮出水面的《隐身人》又继续“隐身”，深深地沉入历史的水底。
那次被捕，他如果为主义牺牲了，如果牺牲的情节戏剧性一些，他的事迹还可能被编进教材，他的故居还可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拍成电影、电视剧都不是没有可能，总之可以在革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他活着出来了。那么他有没有出卖同志?有没有变节行为?还是曾与敌人斗智斗勇?这些，无人为他证明。而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不会对任何人讲出实情，包括亲人。于是他成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带走了他所有的信息密码，我仿佛看见他诡谲地笑着，笑他赢了我们所有的人。(《羊城晚报》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