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5年的陈健从纽约卸任回到北京。作为原联合国主管“会议管理部”的陈健，5月30日下午，做客“世界知识论坛”，与国际政治爱好者和青年学生分享了自己在联合国工作的点点滴滴。
联合国国际公务员的“潜规则”
2001年8月20日，陈健出任联合国
“比如台湾问题，每届联大一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国’都要提出台湾能不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动议，其实这个决议草案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但台湾的那些所谓‘邦交国’愿以此造声势，尽量拉长发言讨论时间，然后按照各自的发言时间向台湾当局‘邀功请赏’。我作为管理会议程序的副秘书长，每年都向大会主席建议尽量缩短这个程序并得到支持。”
大刀阔斧改革“文山会海”
副秘书长陈健管理着联合国总部花销最大、人数最多的机构――会议管理部。陈健到任前，该部呈巨额亏损状态。陈健调查发现，亏空来自联合国的‘文山会海’和无序性。该开的会说不开就不开，翻译、文件白准备；事先没安排的会议说开就开，临时赶印文件，翻译们打着‘飞的’到纽约救急，花钱如流水。文件动辄上百页，还要准备各种语言的文本。
陈健上台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下的“猛药”主要有两项：“首先是严格限定会议时间，必须按照事先通过的会议日历进行，过时不候。会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结束，对超时者就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其次是严格执行有关文件篇幅的规定，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送秘书处的报告不得超过16页，例外情况需要特批。有关会议的文件必须在开会前10周提交到秘书处供翻译出版。”坚决执行，绝不妥协。陈健担任副秘书长五年中，会议管理部年年盈余，由“亏损大户”一跃为“盈利大户”。安南曾称赞说“陈健的改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是联合国各项改革当中最富有成果的。”
东方人在联合国面临“文化差异”
交谈中，陈健聊起了在儒家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东方人在联合国遭遇的“文化差异”。“联合国文化基本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从小接受灌输教育，接受能力强，但争辩能力弱，而联合国恰恰是一个需要质疑和争辩的地方。”他举例说，“在会议辩论时，中国人习惯于架构性思维，在头脑中形成条理之后再发言，西方人是激发性思维，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的过程中再不断补充。等到中国人整理好准备发言时，会议往往都已经转移到下一个议题了。”
陈健说，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国际公务员都面临上述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三个国家的公务员进入联合国之后职位上升不快，干一段时间后失望离开的也不少。“东方人进入联合国后，要敢于放弃儒家文化中不适应联合国文化的部分，吸纳西方文化制度中合理的部分，更有进取性地、积极主动地在联合国施展自己的才能。”(《北京青年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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