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毛泽东翻译的章含之女士，近日受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邀请，在“文化讲坛”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胜利是都用了我们的翻译。外方有翻译，但当时我们认为美国人懂什么中文，所以就坚持翻译都要用中方的。美国人同意用我们的翻
有一天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拿中文来说就是：“我认为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中文意思为‘平行’）。”当时不是我翻的，是另外一位翻译。我们的翻译就翻了：“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
这样翻译一点都没错。可是，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突然说：“总理阁下，我能不能作一点评论？”总理就很奇怪，说：“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
总理也懂英文，“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说：“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远不相遇的，就像是双杠，双杠永远是两条杠子，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我们总统的意思是，虽然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周总理很有兴趣，“那按你说应该怎么翻？”我当时在旁边也想不出来。结果他说:“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后汇集到一起。”
为什么我们的翻译就不会用“殊途同归”这样的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文化底蕴的东西。“平行”是很简单的词语，初中生学英文也会说“平行”，但是要翻出“殊途同归”，没有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可能就翻不出来。这件事情当时让我们中国的翻译挺受刺激的，因为本来我们特别自豪用我们自己的翻译，结果被一个美国翻译当头给了一棒。
后来过了两天，到了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中美两国破冰的里程碑。那天晚宴上，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总理对美国的翻译说，你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结果他说在台湾。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对着我们这些翻译说，“你们看看台湾地区，把中华文化传统保持得要比大陆的好。”这事给我们的刺激特别大。后来，周总理就对翻译说，“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是位大学问家，82岁完成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现在让她（指我）送你一套。”周总理又说，“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总理给我当头一棒。
今天我在这里，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多少年来这是我心头的缺憾，但是这时候已经很难弥补了。想补的时候，我父亲已是九十多岁了，不可能再让他教我了，我也太忙了，失去的时间已经是不可弥补了。所以我说没有失去时间的年轻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北京青年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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