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迪曾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极其敏感――“华人家庭面对儿童性侵犯的家庭经验”。
到香港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她在一家中央级媒体的心理热线担任过7年督导，先后有20多个未成年人向她倾诉过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性侵犯。
从2003年到2005年，龙迪深入事件现场，对6个遭受性侵犯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只要打开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就会发现，儿童性侵犯已是当下国内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龙迪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统计，在国内某个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中，每天至少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报道。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媒体曝光及向有关部门举报的儿童性侵犯个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多数公众对这一话题也讳莫如深。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龙迪说，“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这是东北某省农村的一个三口之家，父亲做生意赔钱，又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终日陷在麻将桌上。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来自在工厂打工的母亲。夫妻经常在女儿面前激烈地争吵，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
在得知女儿遭受性侵犯之后，夫妻俩备受打击，这种强烈的愤怒情绪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女儿身上。斥责成了家常便饭，一想到女儿“不完美”，母亲就“恶心”、“生气”、“烦躁”。
龙迪初次进入这个家庭进行调查时，发现那个女童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说话结巴、连续噩梦并不断尖叫、厌食，一吃米饭就呕吐。这样的症状已经持续了数月，夫妻俩虽然着急，却也束手无策。
随后，龙迪对这一家三口做了一次访谈，并对夫妻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龙迪说，从那次家庭访谈后，夫妻俩开始学着避免冲突，并尽可能地彼此欣赏。妻子说起丈夫时，不再满腹怨恨，而是满意丈夫“尽到他的责任”――不责骂女儿，每天陪女儿复习功课；而丈夫也赞赏妻子比自己“心细”，“全方位”地关心女儿。
这种家庭关系的改善，也促使受害女童的心理创伤日益修复。时隔数月后，龙迪第二次来到这个家庭，所见到的女童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她会滔滔不绝地和龙迪谈起自己的生活，学习成绩稳步上升，性格也越来越活泼开朗了。
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关怀
在香港的两年中，龙迪曾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处理虐待儿童问题的机构中实习，并参加社工和警察的联合调查培训。
如今，在香港，一旦接到相关的报警，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福利署社工和警察就会立即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讯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
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因为新的法例规定，儿童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讯问，也不用直接出庭作证，第一次讯问过程的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
另外，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儿童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这个团队及时获取并汇总受害儿童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需要。
她曾列席过这样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社工，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女孩的现状，然后十分温和地请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便开始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平静，完全不像龙迪想像中的如临大敌。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我们平常见惯了‘高度重视’和‘从严从快’，这不仅反映出专业能力的欠缺，而且某种程度上，这对受害儿童和家人还是一种‘隐性歧视’。”她说。
谁来考虑孩子们的感受
对比香港十分成熟和人性化的事后干预制度，内地现行的方式，无疑十分粗糙和不合情理。对此，龙迪和一个专门处理儿童性侵犯案件的内地警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这个警察曾多次穿着警服、开着警车、亮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这种行为被龙迪直斥为：“这是对儿童的二次伤害！”却让警察觉得很委屈。
“为了尽快地抓住侵犯者，以避免产生更多的伤害，我们不得不向孩子反复发问，以求得更多的细节，从中搜寻到破案线索。”这个警察申辩道，“如果过分强调‘保护’，讯问时就会患得患失，那我们怎么打击犯罪？”
“警察重复询问案情细节，导致受害人不得不反复进行回忆，这本身就是再伤害的过程啊。”龙迪越说越激动，“而且，对于此类‘性侵犯’案件，开警车、穿警服办理显然不合适，这泄露了女童及其家人的‘绝对隐私’，使受害者暴露在周围人群的压力之下，从而更加深了孩子所受的伤害。”
然而不仅是公检法部门，在龙迪实际接触的大量案例中，这样的“二次伤害”几乎随处可见。
曾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小学教师对班级里的数个女生进行了性侵犯。案发之后，当天上午，鸣着警笛的警车开到教室门口，警察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那个老师从课堂上带走了。
不明内情的孩子们在哄堂大笑，对着那几个受到性侵犯的女生指指点点。女生们趴在桌面呜呜地哭，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来给她们解释原因或进行安慰，只有校长进教室喝道：“不许闹！以后这个老师的课程由我来代教！”
随后，警察将这几个女生带到派出所录口供，但侵犯者就在隔壁房间接受审讯，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你说说，那些东西，孩子们听了，心里会怎么想。”
在审讯侵犯者的过程中，侵犯者的父母得知了消息，冲进了派出所，指着那些女生骂道：“我的娃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和你们没完了。”尽管他们最后被警察拦下并赶出房间，但女生们都吓得面无人色。
晚上5点多钟，录了七八个小时口供后，女生们又被塞入警车，带到当地的医院验伤。医生边检查女生的身体，嘴里边骂骂咧咧：“这个畜生，怎么能对娃儿们干这种事，叫她们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
验完伤，家长们想要急切地知道结果，却被医生断然拒绝：“上面吩咐了，结果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只能给领导看。”
“这就是典型的内地处理该类案件的程序和方式，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龙迪无可奈何地说，反问道，“但是，当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都演变为一种伤害，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我们的儿童司法保护制度与程序是否合理？”
而且，在造成被侵犯儿童“二次伤害”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也经常有意无意地起到负面作用。
龙迪曾亲眼目睹某家电视台采访一个遭受性侵犯的女童，记者让女童对着镜头，回忆当时发生的场景。女童满脸涨得通红地说：“我不敢说。”
“说吧，没啥事。”那个记者顺口说道。
“你凭什么信口开河地说‘没啥事’？！”说到这里，原本倚在沙发上的龙迪猛地挺直了腰，激动地说：“这个记者根本不知道，多一次回忆，就是对孩子多一次伤害！”
还有一些媒体，在曝光儿童性侵犯的案件后，总要贴上“耻辱”的标签。曾有一家电视台的解说词是：“伤害是永远的，对孩子的身心摧残，无论我们采取多少补救措施，都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另一家南方大报在揭露一起幼女性侵犯案件后，甚至称：“女孩被打上了‘永远耻辱’的标记。”
龙迪说，这类关于儿童性侵犯的报道，就是传统观念的载体和复制者。正是因为媒体不断强调这种“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贞操观，使受害女孩不敢说，家长不敢报案，令施暴者屡屡得手，有恃无恐。
在龙迪看来，如果相关部门处理妥当公平，这一类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媒体的介入。
2005年，龙迪博士毕业，回到北京。随后，她被北京理工大学聘为副教授，担任社会工作系的副主任。“儿童性侵犯”仍是她的重要课题之一。
刚从香港回到内地的那段时间，龙迪觉得两地的落差“实在太大”。如今，她却认为这种简单的对比“没有意义”。她最大的愿望，是在国内探索并培育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团队，在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特定的背景和文化基础上，对各部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让受到性侵犯的儿童，再受到第二次伤害。”(《中国青年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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