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韵贞是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国内来的人；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鸡尾酒疗法的倡导者）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遍布全国。下面是曹韵贞的自述。
尿液中发现抗体
1986年1月，Dr.London到上海来开第一届国际肝癌会议，来到我工作的
Dr.London之所以要我再次出国，是因为那时正好纽约大学要建一个AIDS实验室，想要一个中国人，勤快的，有研究肝炎背景的。因为那时艾滋病的感染机制都还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一样的。
1986年7月，我第二次到了美国。
我是新老板第一个招来建设实验室的人。才去2天，他把我送到Buffalo的医疗中心，那里有个实验室，已经建立起一套HIV的检测方法。老板给我一个月时间，要我把那套实验方法带回来。我学了12天就学会了。
1986年12月，一位儿科教授拿了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让我测艾滋病毒抗原。以前还没有人做过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检测就想，干脆把抗体检测也做一下，结果是阳性。当时我很吃惊，心想，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特例呢？赶快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20多个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
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新方法令国际医学界为之轰动，1989年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17个国家的医学专利。它的价值在于，较之原有血样检测，验尿更为方便、经济，且是非创伤性的，同时准确率可达97%以上。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在美国那些年，几乎没有过星期天，不停地学，不停地做，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那些年补回来。
我是1989年认识何大一的。1990年，我做了何大一的助手。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任务：参加了何大一主导的全部研究课题，包括1992年开始的鸡尾酒疗法的长期试验。纽约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里的常客，像打篮球的魔术师约翰逊8年的病毒标本都在我手上。
何大一叫我“特快专递”，因为我做起事来动作很快，有时他改主意都来不及，因为我已经动手了，手下的年轻人也常说跟不上我的节奏。
1993年鸡尾酒疗法出来了。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导者。1997年，我陪何大一回中国，是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待的，他当时就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每一个出国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种漂泊感，这时候的爱国心就会非常强烈。我应该为她做点事。
1998年7月17日，做了半年准备之后，我带了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飞回来，受聘担任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何大一当时给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药厂的关系介绍给我，试剂、吸管、培养基，要什么拿什么。我在退休前夕给他的信里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将一如既往地尽心尽力。何大一在回信中说：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回国后两个月，我就与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开始接诊。（《扬子晚报》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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