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一者，2800万字、超过二十四史的篇幅，实为中国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在学术浮躁之风盛行之时，竟有人编纂成功如此巨著，实为稀罕；二者，编纂这部全集，竟集中了全国各地30多位学者，也为国内少见；三者，编纂这部全集
深圳学者刘申宁讲述的全集编纂幕后一波三折的故事，尤引人唏嘘感叹：早在上世纪6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了李鸿章的研究课题，却颇不遂愿；80年代初，学者们欲出版一本《李鸿章全集》，却因“种种原因”而半途辍止；90年代初，《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成为国家级科研课题，也组建起“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但却苦于搜集不到详尽的文稿资料，迟迟无法推进；当学界一筹莫展时，为另一本书而来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的学者刘申宁，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历史学“宝库”――原由李国超（李鸿章的孙子）弃于沪上的李鸿章的一大批珍贵文档资料，这才有了编纂出版《李鸿章全集》的建议。
透过《李鸿章全集》编纂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学者以学术为生命的执著，是中国知识分子学术良心的坚守。它提醒众人：缺少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硬功夫，学术只能失之于浮浅。愿《李鸿章全集》的编纂这场学术“地震”，能“震”醒知识界。（《工人日报》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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