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与思想史学者杨荣国（1907～1978）一直有将其研究的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思想，引来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杨荣国的思想正好被“四人帮”用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然而，研究史学者终究被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一
杨荣国，湖南长沙人。在抗日战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热心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古代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并确立了自觉地将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思想，如他撰写的《孔墨的思想》，即是对当时的国民党借助于孔孟的道统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批判。1946年7月，杨荣国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杨荣国仍然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出狱后即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杨荣国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并被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当时杨荣国已是知名的“左派”学者，于是不免与一些过去很少过问政治的学者发生了矛盾。谢泳后来在文章中说：“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
二
杨荣国后来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他以自己的痛苦经历告诉后人：治学如果脱离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很难不做“尴尬人”的。
早在“文革”后期的“批孔”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锋芒毕露，如写文章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
在“文革”初期，杨荣国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却突然走了“红运”。在经过“文革”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等。也是在“批孔”运动中，他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因而成为红极一时的“批孔”学者。其文章也成为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之作。
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
三
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革”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杨荣国必不可免地再次受到了“批判”，只不过这一次是不点名的“批判”了，当时许多报纸上的文章在提到他时，都用了“广东那个教授”的说法。
1978年8月，杨荣国在广州患癌症过世。在病中，所谓世态炎凉，杨荣国是亲身体会到了。他从广东的迎宾馆总统楼，相继迁至部长级房间、高干病房，曾经的那些络绎不绝的探望者，忽如一夜之间不见了。
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这说明杨荣国并不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确，所谓“评法批儒”，杨荣国和发动者的心思是不同的，正如舒芜所说：“我也知道杨荣国讲法家，不自今日始，解放前他在南宁写中国思想史时，已经对法家评价很高，正好适合了目前某种需要，倒不是有意迎合，曲学阿世。”
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所谓前车之鉴，这倒是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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