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母亲带着还不够上幼儿园年龄的我去青海支边。60年代初，物资极度匮乏。听母亲说，我还好，没饿着，乡亲们送给我一头大山羊，我每天有新鲜羊奶喝。当我稍稍懂事时，我又听说，乡亲们是在得知我妈是贺龙元帅的大女儿，放着北京城的好日子不过，偏要跑到青海来教书，教他们的后生们知识，很感动，才送我们羊的。
曾经，在我要背起书包走进学校的那年，爷爷由共和国的元帅一夜间变成了“大土匪”、“大军阀”。母亲和母亲身边的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虐待，有的被批斗了，有的疯了，有的死了，有的不见了……
曾经，同龄的孩子都当了红小兵，而我因为贺龙，没有资格当红小兵；在每天上学和放学的路途上，我都要快快地跑，要贴着研究院的墙根儿，躲避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认识和不认识的学生们的追打……
我无可选择地出生在贺家，命中注定，我的血管中流着四分之一元帅的血液。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与贺家的荣耀无缘，留给我的几乎全是因为姓贺而与苦痛的联姻。这或许也是后来我选择人生之路时，倔强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悄悄远离家人的原因之一。
恢复高考了，使我有机会进北大读书。后来，我漂洋过海，自费留学美国。我靠自己勤工俭学，于1991年在美国读完MBA和MPA两个学位后回国。
2004年，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暨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七十周年纪念，受母亲之托，我到了贵州沿河、印江地区，沿着红二军团转战黔东的路线，亲历了那里的崎山险路，目睹了那里的自然和生存环境，我发现70年过去了，跨入21世纪的老区，仍然流传着许许多多红军的故事。贺龙的传说，骑白马的贺龙元帅，在乡亲们的怀念和景仰中，几乎与“神”相似，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有一段时间竟夜不能寐。
又过了很多年，我才得知，咸丰四年，我们贺家的先人贺廷璧在湘西杀粮官，举义旗，为民揭竿而起，率众反抗朝廷，被满清政府设计捕获。“秋斩”的刑场上，贺廷璧的夫人刘氏怕丈夫人头落地，受奇耻大辱，在刽子手举刀的一刻，扯衣跪前，用衣襟凌空接住了丈夫的头颅，转身离去……惊得在场的官员、乡绅目瞪口呆。
2005年的八一建军节，母亲在《解放军生活》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军旗下的沉思》。文中说：“为了这面军旗呵，仅登记在册的我们贺氏家人被反动派杀害的就有数百人……据不完全统计，为军旗牺牲的贺氏族人和亲属有数千人之众。”我被这一组数据震撼了。
一个家族，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为了一面他们没有见过的鲜艳的五星红旗能飘扬在中华大地，捐出几百条、数千条生命！我不知道，那些长眠在青山厚土下的我的先辈们，假如今日涅?，他们对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奉献，将如何评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坟冢大多数已化作了土，变成了肥，与大地融为一体，连石刻的碑文也已随风幻去，寥寥几位早年牺牲的红军将领墓，还有后人或当地民政部门间或打理，而多数无名英烈的忠魂啊，还有谁人记得？把他们的姓名、生平简要，收集起来，编一本《人名录》，用一份迟来的缅怀和祭奠，献给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自费出版《永远的祭奠》的计划，就这样列入了我的工作日程。
现在，《永远的祭奠》要印行了。对爷爷和先辈们，这是一个安慰；对我自己，则是一种升华。(《文汇报》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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