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然而对于这场浩劫的幸存者而言，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
幸存者仍是弱势群体
“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
2001年，张连红曾对80余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幸存者人均居住面积为9~10平方米，最少者只有5平方米。多数人每月仅靠300~5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由于年老体弱，所以80%以上的人都患有各种疾病。但相对于这些而言，张连红认为，幸存者的精神生活似乎更加痛苦。许多幸存者身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精神创伤。
童年阴影挥之不去
在张连红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创伤的典型案例。
1937年12月13日，张玉英的父亲被日军杀害，美国传教士华小姐好心收养了她。到了晚年，为了表达对恩人的思念，张玉英便将她的照片挂在家中，每天给华小姐请安磕头，不幸的是，后来这张照片不见了，这使她整天不得安宁。
“小偷把华小姐的照片偷走了，不让我想华小姐了！”张连红回忆说，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这样反复念叨，后来，张玉英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一室一厅的家里几乎全被垃圾塞满。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所以她才将垃圾全部留在家中。
将耻辱“深埋”在心中
在张连红调查的幸存者中，1925年出生的杜秀英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
她说，她在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张连红告诉记者，后来他曾去看望过杜秀英3次，每次去他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直至老人去世。
在调查中，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都会以各种借口拒绝他的采访。“他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
人们很难体会他们的感受
1999年9月，张连红去采访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老人讲述了她的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张连红说，像这样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的老人还有很多。
“最近几年来，新闻和影视方面的记者采访幸存者的密度相当高。由于记者很少能有机会或很难去体会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他们的采访无意中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张连红分析说。
医治创伤成为迫切课题
“时间不等人，生命每人也只有一次。”张连红认为，虽然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得到了关注与援助，但如今社会仍未重视他们的精神创伤的治疗。对有些幸存者而言，这种精神治疗也许比物质援助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虽然现在医治幸存者的创伤属于“亡羊补牢”，但有效的“治疗”对处在精神疾病中进行苦苦挣扎的幸存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慰藉。(《每日新报》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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