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生于1919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57年因倡导“文学是人学”观念受到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批判。以下是《羊城晚报》记者对他的采访。
记者：您的《论“文学是人学”》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法国人泰勒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里边讲的。以前我读季莫耶夫的《文学原理》，上面讲到高尔基曾经建议把文学当作人学，但他没有讲是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当时是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我的观点。
记者：当年您写《论“文学是人学”》的时候，感觉得到意识形态上的危险吗？
钱谷融：不知道呵。那时真的是幼稚。我当然晓得这个东西是有违碍的，可是这是学术问题呵，都已经到了20世纪了吧，“双百方针”都提出来多少年了，不可能不应该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吧。所以不晓得会有什么危险。
记者：“反右”斗争没把你打成右派，为什么？
钱谷融：我这么猜想：华东师大许杰、施蛰存、徐中玉三个人都划成右派了，我再划成右派，可能没人上课了。后来我才晓得，原来是要划我“中右”的，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说了，留下两只“活老虎”，都是右派，再批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和蒋孔阳两个人都没有划右派，当了“活老虎”了。
记者：为什么选择您当“活老虎”？
钱谷融：我年纪轻呵，经历单纯，就是教书，没有什么复杂的历史，当“活老虎”比较好。
记者：“文化大革命”中给您定的什么罪名？
钱谷融：帽子三顶：老牌修正主义、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是个讲师，够不上这个吧。老牌修正主义，我又不是党员，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还可以算得上。
记者：您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运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片论》，可是又挨批。您1957年发表“文学是人学”都挨过批了，应该有教训的，怎么才两年，这么快又写了？您说自己软弱，但是却又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钱谷融：1959年，有一天回到家，当时正转播《雷雨》。我一听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味道完全不对，是极“左”味道，图解、喊口号。我想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等了半天没有人写，于是我又来写了。
从系里批，到全校批，我从来没有承认错误。系里批了以后，党委书记说，小钱，你自己讲几句。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我的意见不错。我讲了我不错，就更加引起对我的批判。
记者：现在的阅读有两种，一种是经典阅读，一种读得很杂。对于一个青年来讲，基础阅读应该是怎样的？
钱谷融：多读经典作品，才能晓得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是上品、中品、下品。经典作品就是我们的试金石。把品味培养好了，你才有鉴别能力。如果一开始就读水平低下的东西，你的趣味就降低了，你的鉴别与欣赏能力就不行。所以从一开始，就一定要阅读经典作品。经典作品能让一个人趣味纯正，能分辨好和坏。
记者：您认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什么？
钱谷融：不事王侯。
记者：知识分子嘛，一般认为如果不主动改造自己，搞政治是有问题的，经商也不行，行武更不行。在社会大环境里面，知识分子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呢？
钱谷融：做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精神中最精辟的东西：心中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老话讲的“天地良心”。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良知。
记者：知识分子凭什么代表社会良知？
钱谷融：因为他知书达理。读书最要紧的是明理，不能做的事就不能去做，坚持做人民的良心。
记者：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不能充当这种角色。
钱谷融：那要看他是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羊城晚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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