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知“女儿”生日
2007年10月29日13时，北京国际机场出境大厅，一对外国夫妻各抱一名熟睡的孩子行色匆匆地赶过来。
为首的是“父亲”，他扬着手，用英文向迟到免排通道的检验员大声重复着：“15分钟！还有15分钟！”
崔检验员见状，示意他们赶紧过来。
“有这样无动于衷的母亲吗？”崔检验员顿生疑问。于是他又重新翻开了这对夫妻的护照。在“父亲”的护照上，他发现护照号码的字迹有些重影。这时候，那位“父亲”再次催促他，于是他抬起头，装作不经意地说：“过两天是您女儿的生日，提前祝小朋友生日快乐！”“父亲”一怔，随即微笑着回答：“谢谢，警官，您真细心！”
“对不起，先生，但是护照上显示，这位小姑娘的生日是4月20日，现在已经快11月了，您恐怕不能通过，请跟我们来一下吧。”崔检验员毫不犹豫地把这四个人交给了北京市边检总站二队三分队分队长李志格。
当李志格把护照鉴定结果递给那名“父亲”的时候，他歪了歪脑袋，无奈地坦白：“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三个人的情况，这都是蛇头临时安排的。”他沮丧地说。原来，这位“西班牙籍父亲”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东单身汉，他付了一笔钱给当地的“蛇头”，准备由中国转道去欧洲，于是他获得了一名临时的西班牙籍妻子和两个可爱的西班牙籍孩子。
“所以你才会不清楚‘女儿’的生日早就过了。真抱歉，您只能原机被遣返。”
“早知道是假护照，我就不来了。”
刚为这“一家人”办理了遣返手续，一名非洲女子和一名非洲男子，同时被带到了审问室。李志格先问那名非洲女子：“你认识他么？”
“不认识！”她肯定地回答。“这是你自己办的护照么？”
“是啊，是我在我们政府办的护照，我自己办的！”她依然泰然自若。
“我们对您的护照进行了鉴定，您的护照是假护照。”北京市边检总站二队三分队副分队长康淑静语气平缓地告诉她。
“不可能啊！我花了好多钱，他们告诉我是真护照啊！”
原来，这名非洲女子在蛇头那里花了办真护照的费用办了一张假护照，却不知上当受骗。她开始很生气，但是马上又颓然地坐在那里，一语不发。
队长一边给她办遣返手续一边问她：“你来中国准备干嘛？”
“买儿童用品。”她回答道。“给你的孩子？”
“不是，我是买回去再到我们国家去卖的。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你还准备去其他地方么？”
“不去了，我就在北京停六天，买了东西就回去。”说到这里，这名非洲女子有些激动地对康淑静说，“你知道，中国的儿童用品，衣服玩具什么的，又好又便宜，我们那里的质量又差价钱又高。唉，我如果知道他们给我办的是假护照，我这趟就不来了，白白浪费一张机票，对我来说也是损失巨大啊！”
站在旁边的那位非洲男子似乎有些不耐烦，语气强硬地嚷嚷：“我要去广州做生意的，你们误了我的飞机，负得了责么？”这名男子衣着光鲜，盛气凌人。
“抱歉，您的护照有一些问题。”康淑静温和地说。
“不可能！我是商人，要转机去广州办事的，你们会误了我的飞机，我在广州就呆四天！”
“你准备买什么东西？”“我要买化妆品。”“为公司买的？”“不是，我自己用。我带了好几千美元，我有钱，我不是难民。”说到这里，他掏出一叠美元，激动地往桌子上一扔。这时候，护照鉴定处的工作人员把他的护照鉴定结果送来了，上面赫然两个大字：伪假。
“我们会安排你们两位乘最近的航班回去。”康淑静边说边打开步话机。20分钟以后，这两名“洋偷渡客”，被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带走了。
“几乎每天都能抓着三四个”
像以上这样被识破了身份的“洋偷渡客”，近年来呈增多的趋势。北京市边检总站二队副队长徐经国告诉记者，从2007年1月到11月，仅他所在的这个队，就查获了“洋偷渡客”111人之多，其中，非法入境的有69人，非法出境的有42人。
康淑静说，偷渡到中国的外国人，“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抓着三四个”，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就是想来中国打工的。
每位检验员45秒就要处理完一位旅客的通关手续。康淑静和她的同事们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
“一般非法入境的人，心理素质都特别好。45秒过一个人，我们打的是心理战。”康淑静向记者介绍说，他们常用的“人证人对照法”，其实是一种心理战术：先看人，然后看证件，最后再观察人。这样的观察顺序，如果对方心里有鬼，很容易表露出紧张的神色。
“在看人的时候，我们更注意他的耳廓，因为眼睛鼻子什么的都可能会整容，只有耳朵的形状变化是最小的。”她说。
每次识别出一位偷渡客，北京市边检总站二队六分队队长冯洪波都会很有成就感，对他来说，这份工作的价值在于：守住了国门。
冯洪波介绍说，对于偷渡者，一些西方国家会把他们关起来一年甚至三年，在此期间可以进行调查，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出入境管理法，我们只是不允许非法入境，一般只是把人遣返回国。这种相对宽松的政策，却可能使一些偷渡客有反复行为。
冯洪波认为，边检需要更大的现场处置权。“我们没有立案权，不能进行调查，没有足够的现场处置权，很难从根本上遏制这种日益猖獗的偷渡行为。” (《?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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