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
然而，在随后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57岁时，便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和痛心。
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
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当时，郭小川年仅35岁，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
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一年来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丁玲等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
郭小川有口难辩。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有为记者遭遇“文革”厄运
1960年春，中央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党内原先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缓和。当时有人曾把诗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他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
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
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这期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
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散文。
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在写作生涯上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热情借他参加写部分解说词；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特地邀请他撰写《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顿时，他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
不久，“文革”的风浪骤然而起。随着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他被隔离审查，遭到了无情的批斗、抄家，责令写交代材料。然后，被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回去监督劳动，被勒令打扫厕所。
随后，他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审查。
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诗人和记者，名声在外。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武汉军区，引起军区政治部的莫大兴趣。
1971年，武汉军区政治部派人到咸宁“五七”干校，提出借郭小川到军区帮助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他没有辜负武汉军区的殷切希望。影片放映后，解说词一炮打响，轰动军内外。
各大军区羡慕不已，都从“借调”经验中获得了启发，争相效仿，纷纷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郭小川。
1971年的一天，江青要看电影，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为她放映各大军区新拍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银屏上出现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
这句话一传出，各大军区都惊慌失措。从此，对郭小川的态度立刻大大改变。郭小川只好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埋头劳动，接受审查。
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例外，他被从咸宁“五七”干校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
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整天满腔愁云，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在烟雾中窒息身亡
1975年国庆节后，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
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见老首长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获得自由，大大松了一口气。
“四人帮”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1976年10月，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
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
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他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57岁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窒息身亡。 (《党史博览》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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