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
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看到记者犹豫半天，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当被提醒“广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时，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你在开玩笑么？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去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
Clem的新窝是广州东圃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这是一个尼日利亚老乡为Clem安排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洗手间得与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刚推开窗，又关上了。窗户半米开外，紧挨着另一幢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祈祷早晨能看见阳光。
“关键是便宜”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据报道，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鄄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Clem不爱听关于中国的“坏话”。每当听朋友们抱怨中国签证难拿、中国人不讲诚信时，Clem总一声不吭。惟一让他认同的观点是，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他喜欢到“小王国”外遛达。城中村之外的广州，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样。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他都让会说些中文的好友代劳买票，自己则站在旁边瞅着。看到地铁票从自动售票机中吐出来，他总小声嘀咕，“其实也不难嘛。”可好友鼓动他自己试一试时，他看看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烟地逃到边上去了。
Williams一年前来到中国，在宇航大厦开了一家发廊。发廊从壁纸、沙发到高脚椅，清一色的艳红。他的顾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国的发廊，不了解非洲的发型，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他颇为得意地说。尽管他的“设计”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
和候鸟般频繁往来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许多有经济基础的非洲人一样怀着“中国梦”。他们希望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在中国开一间公司或贸易中介办事处，在日益繁荣的中非贸易中获取丰厚的中介佣金。
不过像Clem一样，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越看越觉得这个他所生活的国家陌生，“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她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 (《南方周末》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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