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世界银行自然会寻求中国更多的支持以完成未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工作，这不仅是财力支援，更应包括智力支援。中国的发展和扶贫经验，可以系统地供发展中国家借鉴。这是20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很大成就的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的重要原因。那么，林毅夫的经济思想是什么？他是如何解释中国成功经验的？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言，是否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是衡量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的标准。以此衡量，林毅夫是100％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他被称为“林比较”――从1988年的一页提纲开始，20多年来，他一直从比较优势角度来分析发展和转变。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制定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国如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按照其要素禀赋――也就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该经济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会具有自生能力，经济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水平就能够得到最快速的提升。
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模仿或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避免为技术创新支付昂贵代价――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实现追赶，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30年高速增长，正是由于中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同时以渐进的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让价格发挥作用，使中国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形成自生能力。
在其分析中，林毅夫认为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适与否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好坏。而在中国目前处于转轨的阶段，对市场、对产权制度的许多干预和扭曲是一种内生的经济现象，在造成这种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未解决前，简单的市场自由化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未能解决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相关的问题，而且，私有化以后政府给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可能还会增多。
让他高兴的是，十多年前他主张这一点看法时还只是理论的推论，2002年世界银行出的一本关于苏联东欧转轨10年经验总结的报告中，有大量的经验实证资料支持了他的看法，苏东政府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给这些私有化企业的保护补贴果然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增加了。
正是上述对市场和产权的看法，使他区别于诸多经济学家。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强调政府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中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
“建立和完善的市场制度和赶上发达国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中国目前确实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传统计划体制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是一步可跨过的鸿沟。总的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最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承认这一点呢？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放弃了从中国的成功
和失败的经验中去总结出新的理论，对发展和转型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林毅夫直言。
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有两重含义：其一，制度是有影响的；其二，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的。“许多人忘记了第二层含义，而把某些制度安排的优越性绝对化了。”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层含义，他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一个转轨经济，一步抵达理想的市场经济彼岸的简单制度变革。制度内生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采取许多中间的制度安排，分几步跳过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鸿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1994年，林毅夫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从那时开始，在国际上，他被视为中国经验最主要的解释者、热情而坚定的辩护者之一。（《南方周末》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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