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美国的直接对峙中，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将近50年。
2月25日，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8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劳尔・卡斯特罗说，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要务”，同时也强调“务必以全面、连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而当全世界都在试图从古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约240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即便卡斯特罗，月薪也只相当于人民币300元。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缝纫机加上蓝色塑料布用作电视柜，冰箱的门关不上了，就焊上一个插销。而国家配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绿纸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页，登记了全家的人数和年龄，第二页登记着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2.5公斤糖，1块肥皂，10个鸡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鸡肉。
每个月头几天，米莉安和妈妈拿着小本子到附近的“国营供应点”，只要有这些物资到货，他们就以国家统一规定的价钱购买。比如，前5个鸡蛋每个约人民币5分钱，后5个3毛，再想多买，就要更贵。
发黄的日光灯管、几个趴在柜台上聊闲天的工作人员、墙角边的十几袋大米、装菜油的大木桶，这几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国营供应点”的标准配置。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国外的亲戚寄的，企业在计划外生产的，甚至是从工厂“顺”出来的――哈瓦那人总有自己的办法，拿货到“黑市”上卖，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黑市”价格高于国家定价，但基本能满足古巴民众生活所需。
米莉安家最新的电器，是一台中国生产的电饭煲。2006年，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台电饭煲和电冰箱，从古巴最穷的乡村开始，平均分发给全国的民众。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口的，据说有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2006年底才刚开始在首都配发。这体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以及社区防疫等。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18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古巴也没有停办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他们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有区别：有空调标志的轿车，是用CUC支付的，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都可以搭车。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3毛钱人民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兑换外汇券CUC的地方也总排着长队，因为只有外汇券商店才能买到洗涤剂、家电甚至好一些的卫生纸。
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
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19级的工资标准，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有人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古巴人SraTaoLi则说：“古巴人生活得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校，有医院。”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成为古巴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每次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会），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言，向包括菲德尔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提出意见。
罕见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同事还开玩笑，要陈大使“做好跟卡斯特罗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
穷则思变。1991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古巴开始允许美元在古巴市场流通；他们还对外资开放了部分行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的翻译本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强调，中国改革的经验对古巴很重要，“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
“四条街市场”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几家农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大约100个摊位，并没有满，但是叫卖声一直沸腾着。看见有外国人进去，小贩们喊得更响了。
“市场经济”是这里的准则。摊主自主进货，自负盈亏，交了摊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卖橙子的少年马尔罗一天能赚到200多比索，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谨慎的调整。”吴洪英研究员说，“后来又逐步回收。”2004年11月8日起，古巴中央银行宣布停止美元在其境内的流通。
政策回收部分是因为腐败的重现。而高官的腐败更为卡斯特罗所担忧。“古巴领导者开始犹豫：这样的改革是否得不偿失？”陈久长大使说，“对古巴来说，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不能危及政权，二不能动摇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
2007年7月26日，劳尔号召古巴全民展开大讨论，对古巴今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言献策。古巴百姓希望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改善住房条件、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工资待遇、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或转让等等。而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古巴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试点。（《南方周末》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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