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作为个人的精神劳作和自由创造，无法按照统一而固定的模式进行，靠听从政治命令是难以产生优秀的学术成果的。
钱钟书在1958年出版了《宋诗选注》。这本书虽然得以公开出版，但钱钟书在写作中巧妙地融入了个人的独特想法。他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
陈寅恪的“潜在写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乱世之中，大师的才情与学识被迫转换为一种隐蔽的叙述方式，他不愿用放弃学术尊严的方式来换取所谓更大的生存可能，而甘愿在无功利中受难。他用抱残守缺的“顽固”和执拗来抵抗那个有口莫辩的时代，“欲著《辩亡》还搁笔，终生颠倒向谁陈”。“晚年惟剩颂红妆”成了陈寅恪的精神寄托和学术表达的唯一方式。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而成的《柳如是别传》成为学者“潜在写作”的精品和奇作。余英时称《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一部“心史”。可见，“潜在写作”是个性化的，它以一种冰冷的方式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学术激情。
“潜在写作”固然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却在考验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的精神能量。那个时代，没有年薪，没有课题经费，没有职称评定，没有核心期刊。只要没有政治干扰，就是最大的奖赏了。外在的苦难逼迫学者们撤回到思想之中、学术之中。（《社会科学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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