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又一场机构改革在北京启动。而本文记录的是，在十年前第四次机构改革中部委撤并和人员分流的故事。
我们不应忘记，十年前，伴随着那场动人心魄的改革的，是一大批普通公务员的命运流转。大历史往往靠“小人物”来书写，今天的改革故事也是昨天历史的延续。而只有读懂历史，
那次行政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机构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中国各级党政群机构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比1985年那次百万裁军还多，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风雨欲来
一切是在十年前的那次“两会”确定下来的。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尽管薛剑(化名)当时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听完这席话，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当时刚分配进北京某区纪委的王贤(化名)是和同事们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那场记者会的现场直播。
“朱?基的办法是拆庙，和尚赶不走，我拆庙赶和尚。”王贤说。
总理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变成行业协会。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精简人员更是针对所有部委，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实际上，对于利益的焦虑和博弈在上一年就已开始。
当年的报道说，1997年12月底，朱?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部长们在为各自部门的存在理由据理力争，而作为普通办事员的薛剑一开始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距薛剑所在大楼只有一箭之地的外交部，只有25岁的蒋琦(化名)隐隐感到机会来了。“开始传说了很久，只不过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改。”蒋琦进入外交部一个业务司两年多，自觉对机关工作不适应。机构改革也是换一种人生的机会。
在其后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势中，一个迎流而上，一个则被裹挟而下，薛剑和蒋琦都告别了这样的机关人生。
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但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传言随之四起：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一会又说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
公允地说，人员精简的决策在当时非常必要，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薛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具体操作部门，但他们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还要操心自己的命运。
大楼中的领导采取以静制动的政策，别的部委精简人员都相继动起来了，那些被撤销的部委，如纺织部、煤炭部、供销总社，部长都没有了，分流起来倒是干脆，相当一部分年轻公务员去大学读研究生，因为他们占了先机，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很理想。而大楼里则心存侥幸，以为分流的比例将比那些经济部门小得多，所以一直在观望。
煎熬的感觉让薛剑痛苦不堪。“我们都疲惫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
从外交部分流出去的蒋琦则将这场机构改革比作国企改革：“不少人都明白分流意味着什么，说不好听一点，你下岗了。”
落槌
当时各部委给出的条件不尽相同，吕青所在的财政部作为强势部门是当时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
“1998年精简的时候，财政部给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去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的，也有在清华中央财经的；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属相关的事业单位，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独占，只能在其中择一。”吕青说。
当时年纪轻的人，大多倾向选择出国读书。让吕青最为扼腕的是他的一个女同事，当时她选择了去英国读书。这几乎是分流人员最令人艳羡的出路了，饶是如此，这位女同事被精简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没有想通，因无法适应国外求学生活只读了半年便回国了。不久又与丈夫离婚了，最终失去理性选择了自杀。“她如果料到过了两年，去读书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计也不会做出如此选择吧。”
等到1998年10月，大楼的精简方案已定，上面根本没给任何的通融，减47％。尽管之前，大楼里的头脑也鼓励公务员参加研究生考试主动分流，但大家都憋着，无人响应，最后硬是没一个公务员主动离开。薛剑仍记得落槌之日的场景：依旧在司会议室的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再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
分洪区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大楼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好像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
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直属单位受制于上级领导部门，一般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这些单位当时被人形象地称为“分洪区”，“几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区也已经是汪洋大海，分无可分了。”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的王贤说。
虽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比如薛剑那个司仅仅将8个处减少为7个处，老干部局和机关服务局从公务员编制就地变为事业编制――这样就不占编制名额。
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
大楼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薛剑这些被分流者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他分到了一套19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妻子比他还高兴，她对薛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后来薛剑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离开的时候，薛剑选择了去直属该部委的一家报纸当记者。
蒋琦选择了去北大读书，1998年11月，他参加了考试，在翌年3月份开班，比一般的研究生早一点入学，读的是那年最热门的法硕专业。
外交部是采取自愿的原则，一种是走了之后给你提供一些比如公费上学的条件，在行政待遇上有一系列安排，还有一些可以上完学再回来。
蒋琦认为，外交部那时候其实是相当缺人的，一些后勤部门着着实实是削减的，而业务部门显然是需要人力的，但为了完成精简指标不得已分流。
轮回
事实上，蒋琦后来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辞职的。“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样回去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实际上，各个不同的部委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机构改革的时候不应该搞一刀切，但是各部委分开操作，又显得不平衡，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公正。”
蒋琦认为，这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精简――膨胀的轮回。“改革本身面临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在编制之内了，但一段时间后这个岗位还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个新毕业生培养，还是要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你选择哪一个？”
一般来说，每年部委都不断招募新的公务员，另一方面减少的仅仅是退休的公务员，所以公务员的数量肯定是增加的。“这和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关，西方国家是小政府，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必须面面俱到。”蒋琦反思说。
至今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吕青也面对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问题是只减了人员，但一些职位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一度缺人手，这也是部分人能够重新回来的原因之一。”但他相信2008年新的大部制改革会避免这一问题，“这次改革不是以精简人员为目的，而主要在于改变政府职能。”
2003年的一天，已经当了3年记者的薛剑被报社领导找去谈话，说大楼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
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他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
到了大楼后他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他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
当年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
当年薛剑的处室共有4人，2人留下，2人分流，留下的他的一位好友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处长后来升任了副司长，可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副司长在山西五台山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故去。
至此,当年处室的4人，已经没有一个还留在那栋大楼里。薛剑相信新的血液也许能让那个处室更加蓬勃，因为“权力还在那里”。(《南方周末》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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