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雄，1912年生于北京宝钞胡同一个制作泥玩具的贫苦家庭，由于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他得以14岁那年进宫，侍奉溥仪长达33年。
东京车站上出洋
相
1935年4月，溥仪首次出访日本，我以摄影师身份随行。从登上日本国土起，我们便不能自由行动了，连溥仪在东京车站与裕仁天皇会面握手的场面，都没让我们这些人靠前。
在东京车站上，天皇裕仁向溥仪迎来，无数的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机同时开动，都要抢下这个“历史性镜头”。就在裕仁和溥仪都伸出手来要握在一起的当儿，溥仪发现裕仁用手指点他的脚下，似乎示意什么。他低头一看，哎呀不好，一条绷带从裤腿内掉落下来。溥仪赶快弯腰把那一尺多长的绷带拾起塞进袜子里面，又站起来跟裕仁握手。
溥仪后悔那天没穿大马靴，如能把裤角压在马靴内，或许绷带就掉不出来了。溥仪平时出门一般着军礼服，大马靴，这次为什么不穿大马靴呢？我还知道些内幕。
溥仪访日前，曾特意派人给他订做了一双皮鞋，按他的要求，后跟高达2寸。取回皮鞋那天，我伺候他试穿。他穿起高跟皮鞋，挺胸昂首地来回踱步。突然，他站住对我和在场的其他随侍说：“你们看――”这时他故意做出挺胸、俯首向下并与人握手的姿势，接着说，“和裕仁见面时，像现在这样就更能显出我高他矮了吧？”
溥仪本来长得细高，再穿上特制高跟皮鞋，简直就是一根旗杆，原来他的目的是要与日本天皇比高低。但他不曾料到，一根绷带竟使他丢人现眼，出尽了洋相。那么，这根绷带又是从何而来呢？
溥仪访日前不久，他那个下部的要害器官出了点儿毛病，本属轻微症状，但他顾全“天子威仪”，不让侍医诊断治疗，自作聪明往患处撒来弗尔药面，其实那是湿敷药，不可干用，我跟他说他也不听，结果发炎。到访日时尚未痊愈，他便用绷带随便缠上了，没想到偏偏在最隆重的场合从裤腿掉了出来。
溥仪被俘之谜
1945年8月13日早上，火车把溥仪、众多的皇亲和我们这些人送到通化县大栗子沟。
我们在大栗子住了一夜，张景惠领着一帮伪满大臣来了，他们向溥仪说了一阵，又召集人们宣读文件，听说那就是《退位诏书》，宣读完毕，张景惠他们就返回长春去了。
这时又传出令人惊恐的消息：长春原护卫“皇宫”的禁卫步兵团已经反戈，现正跟日本人交手。溥仪担心带到大栗子来的十几名禁卫军闻风而动，对自己不利，便预先商妥了应付之策：如有哗变，将迅速撤往矿井内躲避。
又过了几天，吉冈通知溥仪，大栗子已经不安全了，必须立即动身，前往通化搭乘小飞机，再赴沈阳换乘大飞机去日本。然而，一路上也不能绝对保证溥仪的安全。
溥仪挑了九个人随行：一个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和万嘉熙；三个侄子毓?、毓?和毓?；外人只有三名：医生黄子正、随侍我和赵荫茂。这三名外人中只赵荫茂心眼儿多，临时撒个谎，说“肚子疼”就躲过去了，我和黄子正却傻跟着。
我们坐火车到通化，又改乘汽车去机场。
通化机场停的都是小型飞机，溥仪乘上一架“双发”（指两个发动机）首先起飞；我们这些人分乘两架伪满邮政飞机，记得吉冈、桥本、溥杰、润麒和万嘉熙乘一架，剩下的人乘另一架。那种飞机起动时得用绳子拽机头上的转风轮，真滑稽，我们几人都是头一次乘飞机，见司机室门上贴着“严禁吸烟”四字也笑，气得驾驶员把门“砰”地关上了。
飞机从早上八九点钟起飞，直至下午一时抵达沈阳。飞机刚着陆，苏联伞兵便从四面八方降落下来，等我走到机舱口的时候，飞机早被苏联士兵团团包围了。我们下了飞机，便被直接押送候机大厅，而此时最先降落的溥仪及溥杰、吉冈等也已在大厅内成了苏军俘虏。
一位苏军校官走过来，面对溥仪命令道：“谁身上还带着武器？都交出来！”
溥仪先掏出自己的“撸子”（小手枪）放在桌子上，又转向我们说：“你们也都拿出来吧！”
我遂掏出挂在衣下的匣枪，溥杰等人也缴了枪，那位苏军校官命部下把武器取走，乃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命令，翻译转述说，现在就要把我们送到赤塔去。溥仪闻言拍手称快，这一突然之举令人惊奇。猜想他这样做是认为摆脱了日本，生命似可保障。若非如此，则是假做欢喜之态，以骗取苏方好感。
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这样，则何以解释下列疑问：（一）日本命溥仪撤离大栗子时为什么要声明“不能绝对保证路上安全”？（二）既然要从通化撤往日本，隔山即是朝鲜，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舍近求远，绕路沈阳？（三）通化沈阳之间区区千余里，却飞了将近五个小时，并在沈阳机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如不是因为日苏之间正在交涉未妥事宜，这种现象又做何解释？（四）在制空权已经操于苏军之手的条件下，如无某种契约，能允许三架落后的伪满小飞机，在天上自由飞翔五个钟头吗？（五）苏军伞兵飞机与溥仪乘坐的飞机同时在沈阳着陆，这恰恰说明我们在飞行中早已处于苏军监押之下。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
20多天后，我们又见到了“老爷子”溥仪，他说:“我到东京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去了！这次在日本见到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代表，他们嘱咐我说，上了证人台，要时刻注意看台前的小红灯，它要亮着就别说话，等它灭了再开口。我一连出庭好多次，给坂垣征四郎侵略中国的罪行作证时，坂垣就在旁边被告席上斜着眼睛看我，当时心里有点怕，但他只是斜着看了我几眼，并没有说别的。”
溥仪接着又谈到为南次郎的罪行作证，他说被告的律师很厉害，说了很多话，驳斥溥仪作证的事实，想把溥仪逼到没资格当证人的程度。最后还拿出一封溥仪给南次郎的亲笔信，溥仪在信里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复辟清朝。看到这封信，溥仪顿觉头脑轰然，遂加以否认，说这信是别人仿照他的笔迹所写。这事还真叫他给搪塞过去了。
溥仪还说，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关照过他，“一定要坚持到底”。中国代表对他很同情，曾安慰他说：“不要畏惧，中国政府会设法开脱你的罪行，不会审判你的。”这正是当时他最担心的事情。
在红河子平房，我和毓?的任务就是伺候溥仪，陪他散步。一天早饭后，溥仪领着我俩散步来到一处已经收获过的菜地。溥仪无意中一脚踢出个小拇指粗细二寸长的胡萝卜，让我带回洗净给他吃，他感到又甜又脆，很爽口。遂打发我们再去看看，如果还有就全挖回来，千万别叫苏联值勤哨兵看见。我俩闻命而动，挖出不少胡萝卜头，哨兵问了几句就走了，捡人家的扔货谁管你！这次挖出的胡萝卜居然够我们吃几天。
（摘自《他者眼里的溥仪》 团结出版社 2007年6月版 李国雄口述 王庆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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