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内奇和家人近照
与天分一样引人瞩目的，是科马内奇坎坷的命运。她在物资短缺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生活，1989年冒着生命危险“
叛逃”到美国，然后与美国奥运会体操双料冠军巴特・康纳尔结合。他们在俄克拉何马创办了世界最著名的体操杂志《国际体操运动员》、经营着两家体育器材公司和有1000多名学生的体操学院。在俄克拉何马的办公室里，科马内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巅峰14岁
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当轮到我上场时，罗马尼亚队的分数处于第二，只比苏联队落后0.01分。我像平时训练那样，在高低杠上表演，有了一个完美的落地，感觉不错。当我准备平衡木比赛时，记分牌上突然显示出“1.00”，人群中一片沉寂，大家都被分数弄糊涂了。我的教练贝拉向裁判们做着质疑的手势，一位瑞典裁判伸出了10个手指！因为从来没有人得过10分，显示牌根本无法显示10分！人家说，我的表演让电脑失灵了。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又获得了6个满分。后来我在高低杠上首创蹬杠弧形转体180度接后空翻下，被国际体联命名为“科马内奇下”，我的空翻动作也被命名为“科马内奇空翻”。
冠军之后
1976年的巅峰成为我人生的一个分界线。但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奥运冠军发生太多变化。我爸爸仍然买不起汽车，妈妈仍旧是个家庭主妇，我住在离家不远的体操学校继续训练，回家后妈妈仍然让我帮着做饭。
在齐奥塞斯库时期，如果3个人聊天，其中的一个人可能就会是告密者。我们几乎不能相信任何人。罗马尼亚的生活变得相当困难，人们做一切事情只是为了生存。
我曾经那样全力以赴地想成为伟大的运动员，为了金牌而战，但突然间我感觉意志消退，对无休止的比赛和媒体的关注感到厌倦。
就在我产生这些想法时，刚好政府的体操联合会以“分离实验”的名义让我离开贝拉，到布加勒斯特进行宽松的训练。他们希望分别更好地控制我和教练贝拉。
1978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因为与监视我的官员发生了争执，我误饮漂白剂的事情被描述成自杀。
贝拉找到了我，当他第一眼看到我时，完全被吓住了。我体重增加了很多，身材完全变了形。我难受极了，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贝拉鼓励我重新开始，并陪着我做每一项训练。
我在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上又夺得了2枚金牌。第二年，在第1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与队友夺得了团体冠军，我还夺得了个人全能自由体操、跳马和高低杠4个项目的金牌。1984年5月，我结束了运动员的生涯。
生活困境
那些年，我的生活已经陷入困境，罗马尼亚政府每个月发给我的补助相当于100美元，我甚至连房子的暖气费都付不起。我每天都在为晚饭吃什么而担心，总想交换到蔬菜和水果，或者鱼肉。我才20岁，却要负担整个家庭，我时常感觉快要被压垮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个民间舞蹈剧团编舞。1981年，我参加体操联合会组织的一个体操代表团去美国参加巡回演出。回国前夕，领队贝拉、玛塔和编舞“叛逃”成功。这之后，我不再被允许离开罗马尼亚。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遭到一些国家的联合抵制，但齐奥塞斯库派团参加了，我居然也被同意出国。
“叛逃”
我不断地听到“叛逃者”的故事，对自由的渴望突然变得如此强烈。当遇到康斯坦丁时，生活似乎有了另一种可能。
我们一共有7个人准备逃跑，在康斯坦丁的策划下，我们以参加聚会的名义去他在边境的朋友家拜访。终于在11月的一个夜里，我们又一次拜访他的朋友时，逃跑的时机来了。我拼命地向黑夜里跑去，穿越荆棘和几乎结冰的湖水，恐惧让人几乎发疯，但是无路可退……
终于到达奥地利后，我马上向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我的身份起了作用。康斯坦丁带着我到达美国，这年我28岁。
当生命来到45岁时，儿子迪伦变成了我心中的“体操”，我和丈夫巴特希望陪着他长大。(《三联生活周刊》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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