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当谷牧副总理讲“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说是鼓励大于自信的。即使我们不怀疑中国人的能力，今天我们一定对30年前深圳和珠海等为什么能被中央考虑并批准成为“特区”充满好奇。
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末，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以阶级
历史的安排往往就是这么巧妙。1978年年初，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和改革开放的前夜，可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却掀起了一个出国考察热。据说一年里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邓小平也在这一年访问了日本、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在1978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1月5-14日，邓小平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他访问日本时，日本现代科技的发达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本体验了“新干线”，还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我在后来的电视上曾看到这样一个片段，邓小平在参观松下电器时，在一间展示微波炉的展示厅里亲口品尝了用微波炉加热后的烧卖，印象颇深。
后来，邓小平到了“新马泰”，对它们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就在1978年4月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然对这个及时送上来的报告十分赞赏。于是，当年的6月，该报告就得到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
这个决定促使当时担任交通部驻香港的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鸿章1872年创办）副董事长的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在1979年的元旦之后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个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他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一些与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与谷牧。于是他们召见了袁庚，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试验。袁庚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思想不够解放”，不敢要个半岛，而只要了2.14平方公里。就这样，1979年年初“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挂牌成立了。于是才有了后来关于“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蛇口模式有联系，都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出去的。（《经济观察报》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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