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使4204名孩子成为孤儿。他们的安置以及日后的成长，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以成为今天我们面对汶川地震孤儿时的历史坐标。
2002年王立新在自己的布店 2003年李宝霞与丈夫、女儿
恐怖的经历铭记一生
怕打雷、怕黑，从唐山大地震到现在，每当窗外响起雷声，李宝霞都用被子捂住头。其实，她并不胆小，地震时，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死在跟前，她都没有哭过。
32年前的那个夜晚，李宝霞和弟弟与父母睡在一个炕上。凌晨3点42分，周围的楼房砸向自己家的平房，父母不顾一切地把她和弟弟护在身下。
父母亲其实是被闷死的。当时，她能看见父亲的鼻子和嘴里流着血，灰尘被血吸附住，将他的口鼻糊住。空气越来越少，她自己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父母一点一点地耗尽了自己，她就那么看着，却最终没能与他们说上一句话。
这时，年仅10岁的王立新在郊区跟大姨睡一个炕。一根横梁挡住塌下来的房顶，救了她们的命，大姨丢掉了右手的三个手指。她知道父母的死讯已经是七八天以后。
24万人死亡，7000多个家庭全部震亡，产生4204个遗孤，都发生在这短短一瞬。从此，他们共同有了一个伴随一辈子的社会身份：唐山孤儿。
确保地震孤儿的安全
7月28日早上，时任唐山市知青办副主任的王庆珍去单位上班，机关的房子已经倒了。她找到了市委副书记张乾。这位书记交给她的任务是，确保地震孤儿的安全，“地震没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行。”
王庆珍找到另外几名下属，借助各区指挥所的力量，组织排查。一个月后，他们统计出仅唐山市就有3000名孤儿。
李宝霞是被父亲的单位通知到的。哥哥在地震中受了伤，只得无奈地将她和弟弟“交给国家”。临行前，哥哥说，“如果被送到人家家里去，就回来。”
王立新的选择要主动一些，街道干部说能去石家庄跟其他失去父母的唐山孩子一起住，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个决定被她视为“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她并不知道，当时国家对于他们这些孤儿的安置是一个系统工程――地震一个月后，石家庄市委接到河北省委的通知，要在石家庄筹建一所育红学校，邢台也接到了筹建育红学校的通知。
时任石家庄育红学校校长的董玉国回忆说，他在接到筹备任务的十几天内，就从171个单位调来260多人。3300平米的教学楼日夜赶工，仅33天时间就拔地而起。40多个居委会的大娘连夜赶制出崭新的被褥。
“家庭”一词被禁止提及
9月8日，第一列载满唐山孤儿的列车，缓缓驶进石家庄站。
设有哺育室、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和初高中的石家庄育红学校实行封闭式教育，老师和学生24小时呆在一起。他们的抚育费用由国家直接拨付。
王立新记得，自己先到衡水深县的果园，在一个用席搭成的简易棚里住了一个月，之后才去石家庄。她来后，石家庄育红学校的500多名孩子全部到齐。
城镇孩子李宝霞则被拉到邢台育红学校，出于保留孩子原来生活习惯的考虑，城镇孩子被安置在石家庄，郊县和农村的孩子去邢台。这里被安排了200多名孩子。
育红学校早晨6点半起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9点熄灯。一切行动都以集体为单位。这个生活节奏一直被王立新保持到上完高中，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眼里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集体生活，她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这么大了还有父母。
在育红学校，“家庭”是一个被禁止提及的概念。由于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响到孩子的心理，老师从来不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学校来，家就在学校隔壁的教师董玉国仍然住在学校里，只在晚上趁孩子们睡着才回家，在他们起床前又赶回来。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有个家。
王立新成家后，丈夫偶尔会埋怨她是个没有家庭观念的人。她自己也承认。前几年在购买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时，她仅仅看了模型，没等丈夫看样式就把订金交了，“一个人做主惯了，从来不用跟父母商量什么的。”
李宝霞的情况好一点。邢台育红学校人少，不足以建立初中班和高中班。她读完六年级，就去邢台的中学读书，得以接触到社会。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并非要求上进，仅仅是为了“保住唐山孩子的面子，不能让邢台孩子觉得唐山孩子差”。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在1977年，育红学校的生活条件之好让人惊讶，当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40来块，这里一个孩子的补助就有15元。
老师们对待孩子的感情，几乎比对待自己的孩子都好。那个年代讲阶级感情，唐山孤儿是阶级兄弟的孩子，能被挑选来照顾他们，可以说是一种荣耀。
普通老百姓那时70%粗粮、30%细粮。但在育红学校，有市委书记特批的细粮敞开供应。王立新记得她那时一周吃一次肉肠，一些男生吃不完就扔进下水道。
李宝霞也说那是一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邢台，也有孩子把吃不完的半拉馒头扔上房顶，结果，老师清扫房顶时扫下来两桶馒头。
“那时，育红学校的孩子在邢台几乎是享受特权。”李宝霞说，她们坐车和看电影都是免票的。调皮的男生跑到果园里摘果子吃，被农民发现了，一说自己是唐山孤儿，人家也拿你没辙。
多年后，跟踪研究唐山孤儿的教授高民杰在其论文里，把孤儿的这种心理归因为“无论是为孤儿举办的育红学校还是育红院，都是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与社会接触很少，缺乏对社会的了解，”“他们认为国家给予的照顾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上比较宽容孤儿”也是诱因之一。
唐山孤儿早恋多
李宝霞没有参加升高中的考试。“老师把准考证发给我了，但我没去。当时就想毕业了好回家。自己挣钱自己花。”
一来学校，她就知道自己“肯定有工作”，“本来就是爸爸的单位送我来的”。这种想法王立新也有过。她本想准备中考，看见身边很多同学不复习，自己也想放弃。老师给她做工作，她才去考。结果考上了，她又读了两年高中。1984年高中毕业，热爱文艺的她报考河北师大艺术系，没考上。
李宝霞这样的想法在唐山孤儿中是普遍现象。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1991年对994名唐山孤儿做问卷调查，发现91.2%的人是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或父母单位安排工作，唐山市的特殊政策是父母生前的单位必须接收孤儿。对1008名孤儿的调查中，有74.2%的人只有初中甚至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
李宝霞16岁初中毕业回到唐山，在父亲原来所在的冶金矿山机械厂做车工。育红学校出来的，有10个都在车间做工人，每个月工资26元。她开始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王立新1984年从石家庄回唐山，去了母亲所在的棉纺厂做纺织工，每天在机器前走动大概80里地。逢年过节，室友回家，食堂不开饭，自己就只能炒个鸡蛋放点咸菜，有时买个馒头就着冰棍吃。这时，她特别怀念以前的集体生活。
从育红学校出来走向社会，到建立家庭，这几乎是每个孩子最艰难的阶段。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了，但在精神上却很脆弱。以前老师像疼自己孩子一样疼他们，一下子突然被抛入社会，突然就没人关心了。
3年过去，李宝霞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田福利。田是粮食局车队司机，对他们姐弟不错，弟弟想买个收音机，他就花150元给买一个，相当于他几个月的工资。第二年，20岁的她答应了田的求婚。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降低了唐山孤儿的社会自信心。他们即使走入婚姻，仍然有自卑情绪。
王立新的一个也是孤儿的室友，才18岁，跟一个男孩认识一个多月就上人家吃饭，对方的母亲给她买了个皮箱和一件腈纶外套，感动不已的她马上就嫁了。结果还在坐月子，两人就离婚了。这段经历让她至今未婚。
据统计，1008名唐山孤儿中，早恋的占42%，60%的人不到24岁就结婚了。
努力改变命运
这些“下边没根、上边没支撑，漂浮在社会中间”的唐山孤儿们，以各自的方式向社会中上层攀升。在唐山这样的工业城市，脱离一线工人的身份，调进办公室工作，是很多孤儿的梦想。
王立新属于较早觉醒的一拨人。1984年，她回到唐山棉纺厂做工人，其间，她考过导游和英语，都没有考上。上了两年班，她狠下心报考了系统内部的纺织职工大学。毕业后适逢厂里销售处招聘业务员，她以全厂第一的身份被录取，最终“逃离了机器”。
头脑灵活的王立新开始显露自己经商的天赋。她利用厂里的业务关系，做些“对缝儿”（挣差价）的活。后来就在工作之余骑小三轮车上马路卖布，直至发展成现在的布店。她的工程师丈夫是厂里分来的第二批大学生。
李宝霞则在车间度过18年的车工生涯，直到1999年下岗。她决定趁机做个改变。2001年，在丈夫的要求下，她卖掉两室一厅的房子给丈夫买了辆货车。2003年，丈夫在广西出了车祸，幸运地捡回一条命，车却报废了。
李宝霞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较幸福。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也很满意女儿的独立，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还是会选择去邢台育红学校。（《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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