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来说，即使拥有再多的零花钱，也无法填充他们残缺的情感世界。
湖南会同县一名少年因父母外出打工，料理生活的事都要靠自己。
42岁的聂茂是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和他的课题组成员，在过去的两年多里，在湖南、安徽等省的许多村庄记录下了留守孩子的“生存状态”。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一本书，取名《伤村》。
聂教授说：“人们常说，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当男人和女人离开乡村，留下的就是一个没了脊梁和乳汁的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可能危及到农村的未来。”
灰色童年
绝大多数外出打工的父母都抱着一个良好的愿望：为了孩子。但事实证明，他们把年龄过小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或交给其他亲人看管，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儿童因此受到的伤害远非他们挣的钱所能够弥补的。
在湖南省涟源市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个被村民称作“小哑巴”的女孩。她只有10岁，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老人说，孩子在她的父母外出打工的那一天哭个没完，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眼泪。她像一个很乖的孩子，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大人的指令，也从不违反学校的纪律，只是任何人都别想听到她说话。
对待家里来的陌生人，她常用的方式就是钻进床下，蜷缩在最深处，像一只惊恐的小猫。
她还多次用刀片划破自己的手腕，班主任在她的书包里发现了孩子自残的秘密。她用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在一沓练习纸上写道：“我想，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妈妈可能会回家，因为上次我的手伤，妈妈就回来了，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要经常伤我……”“但是，看见妈妈，我说不出话，就是说不出，其实我很想妈妈。”
在绝大多数小孩眼里，挨骂可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有的留守儿童却能为此骄傲几天，他会带着炫耀的表情告诉小伙伴们，“爸爸在电话里骂我了”。聂茂说：“他就是想向他的同学们传达一个信息――父亲很关心我，这表明他们渴望与父母交流的愿望很强烈。”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名叫张吉万的留守儿童走进了无数人的视野，并让人鼻子发酸。他年仅11岁，身躯羸弱，却背着3岁的妹妹在飞石不断滚落的路上走了十几个小时，逃离了危险。人们从记者抓拍的图片中看到了小吉万眼神的坚毅和对妹妹不离不弃的深爱，有网友动情地为他献上诗文：“别哭，妹妹，相信我11岁的双脚，不怕地动山摇，相信我12小时的奔跑，我在你就在！”
在突发性的灾难中，留守儿童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对象。聂茂因此为张吉万兄妹感到万分庆幸。他们开展历时两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就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2005年5月31日深夜，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暴发山洪，12名儿童被夺去生命，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时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的吴奇修由此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责令团省委着手开展专题调研。
失去诗意的乡村
一个被研究者广泛引用的数据出自2005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支撑这个结论的现实已把聂茂心中的农村形象击得支离破碎。这位出生湖南农村的城里人，做过记者，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经固执地认为，农村是最有诗意的地方。而今，展现在他面前的许多乡村，已经失去了诗意，变得苍白而空洞――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主要是老幼病残。聂茂说，农村的新房确实越来越多，但有不少只是作为“面子和安慰”空置在那里，他们的主人选择蜗居在城里某个蚊虫乱舞的简易房里。他很悲伤：“那个热闹而快乐的农村生活，看来是永远失去了。”
和那些郁郁寡欢的留守儿童相比，他觉得自己的童年“简直是太幸福了”。尽管，他家“穷得不得了”，以至于母亲生下的10个孩子最终只留下了5个，有的饿死，有的送人，但小聂茂还是过得“很有意思”，他和同伴们一起游泳、打群架、搞恶作剧，内心没有一点恐惧感。回到家，给父母挠挠痒、扇扇风，或者趴在他们的腿上听故事，在星空下迷迷糊糊睡过去。“只要有父母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不可怕，父母就是我的天和地。”他说，接着叹了一口气，“留守儿童没有天地，无依无靠啊。”
大量的事实表明，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常常还是外出的父母，父母离得再远，其他监护人都很难占据这个核心的位置。“你最想要什么？”课题组的成员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些孩子，往往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爸妈回来。能和父母短暂地相处一段时间，成了留守儿童一年中最奢侈的享受。
电话似乎成了维系两代人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但聂茂对它的效果也很不乐观。他们有一个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后者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时间平均不会超过8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人的主要交谈对象还是小孩的监护人，大都是泛泛而谈，毫无针对性的嘱咐。
亟待开展的“系统工程”
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描述一些留守儿童的感受，并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实很难。聂茂希望，孩子们这种灰色、沉重的生活状态被展示出来，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思考。
人们喜欢用“系统工程”来形容解决某个问题的复杂性，“留守儿童”就是如此。现实总让人感到忧虑。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聂茂认为，留守儿童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家长、学校、监护人、村干部和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事故”发生率。在他的心中早已建立起“儿童乐园”，它们分布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每个村庄，由政府的专项资金负责，有专职的辅导老师陪着孩子们在各种娱乐设施中尽情欢笑。
聂茂力图去发现留守儿童中令人欣慰的一面，他没有失望而归。确实有不少自强不息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天空，他也了解到许多善良的、富有爱心与责任感的个人和组织给了留守儿童贴心的关爱。
比如湖南省浏阳市的山田中学和它的老师们。聂茂主张把学校作为开展留守儿童工作的突破口，就是从中看到了希望和信心。记者赶到了这所被群山包围、声名远播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它关注留守儿童成长的做法被外界誉为“山田模式”。遗憾的是，前来参观者众多，而仿效者依然寥寥。
学校有700多名学生，留守儿童占了40％。他们中有139人除了分布在常规的班级以外，还是43个“亲情家庭”的成员，“家长”由学校的老师自愿担当。
一名12岁的四年级男生，曾有过多年流浪经历，8岁那年才固守在奶奶身边。如今，贴在他的床头的小卡片表明，男孩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记者夸他语言表达流畅，他笑了起来，大大方方地说：“我以前说话吞吞吐吐的，心里总有恐惧感，后来慢慢好起来了。”他与“亲情家庭”里的几个孩子经常一起打乒乓球、互相交换看过的书，“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男孩与他的父母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坐在乒乓球台附近的一块石头上，他抬起头，望向远处，神情忧伤地说：“爸爸妈妈还不回来，我长大了，他们会不认识我的。”(《中国青年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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