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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福先:不可复制的生命传奇

2008-07-17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30年前,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成了全民宣泄情感、说出真话的好戏,一炮打红,家喻户晓。30年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新排演《于无声处》。

宗福先的文艺创作始终指向一个“思”字。他的作品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脉搏紧紧跳动在一起。改革难,写改革题材更难。他的作品不算多,但写一个轰动一个。《于无声处》是在拨乱反正的浪涛下写成的;《血,总是热的》是在“改革之路怎么走”的追问下创作的;《谁主沉浮》是在“执政为民”的呼声中问世的。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获得了国家奖项。

《于无声处》的“史无前例”

话剧《于无声处》开创了若干个史无前例。

连续三天发表五万多字的《于无声处》剧本全文,这在《文汇报》乃至新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之后,文汇报每天收到的观众来信需要用麻袋装,这是史无前例的。

文汇报刊登《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后,多家新闻媒体联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也于当天向全国和海外摘编播发,这种快速和共鸣是史无前例的。

全国各地的演出剧团,还有大量的区、县业余剧团,纷纷来上海观摩学演《于无声处》。当时仅北京就有19个剧团排练演出了《于无声处》,以后发展为全国有2700多个剧团排演该剧,这是史无前例的。

《于无声处》在京举行首场演出的当天,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宣布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于无声处》的演出配合了这一决定的发表,这是史无前例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举行隆重颁奖大会,这样紧锣密鼓地刻意安排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说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那么《于无声处》演出的轰动程度,则表达了人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感情上的呼唤。

不可复制的生命传奇

宗福先60年来的人生中有两样东西拿得比一般人多:一是文艺创作的奖状;二是病危通知单。

宗福先从5岁开始发哮喘就明白了自己“与众不同”,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心所欲地玩,动不动就喘得透不过气。读小说四年级时,疾病又严重发作,医生让他休学。当高中语文老师的母亲,为了让宗福先安心在家养病,每次给他借10本书换着看。宗福先于是不经意中看了许多名著。

妈妈请上海最有名的哮喘病专家给宗福先治病。医生教他“松静功”,在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学会放松自己。1995年,宗福先独自在家窒息,就靠儿时练就的“松静功”,在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时,拨打“120”,救了自己的命。

第一次接到病危通知书是读初三时,16岁的宗福先久喘不愈,发展成气胸,左肺被压缩了90%。医生无奈地宣布:这个孩子今后再也不能读书了!但宗福先不甘沉沦,在日记中他写道:“哪怕寸步难行,我也要一步一步往前爬。”

由于家里为宗福先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无法继续供他在北京住院治疗,他只好拖着病体回上海。不久,他就遇到了更大的灭顶之灾,“文革”摧毁了他的家。

父亲被揪出来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整整12年。直到1978年宗福先写完《于无声处》,父亲还在长航轮上扫厕所。母亲也被学生残酷批斗,关进了“牛棚”。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后宗福先只能作为留级生进行毕业分配。善良的老师让他进了上海热处理厂当工人。

宗福先很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进厂填表,在“身体状况”一栏中,他如实写了“有哮喘”,因此吃了苦头。人保干部有意把宗福先分配到全厂最脏、最累、最苦的高温且有毒气的盐浴车间。

宗福先拼命地干,但身体顶不住,哮喘病复发了。试工期半年里,他不敢请病假,只能大剂量使用激素,从此他的激素撤不掉了,一撤就喘。满师后,宗福先的哮喘病大发作,在重症病房整整抢救了六天。这一次,宗福先只得休了八个月病假。

宗福先利用病假,没日没夜写,这是他第一次的创作实践,写完一看,竟然有37万字,已是一个长篇小说。他给小说定下题目为《政策》。这是宗福先真正的处女作。

朋友介绍宗福先带着小说去见作家茹志鹃,没想到茹志鹃很喜欢这篇小说,这坚定了宗福先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决心。那年宗福先25岁。

1976年1月15日,宗福先听广播得知周总理的骨灰撒向大海,他失声痛哭。1976年清明节,“四人帮”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定性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些坚持信仰而呐喊斗争的人惨遭迫害,宗福先感到难以忍受的压抑,他陆续收集了不少天安门诗抄。1978年3月,他大病复发住院,5月出院后,他不顾身体虚弱,一边用喷雾器往嘴里喷药止喘,一边写作,整整三个星期,一气呵成写出四幕话剧《于无声处》。

没有料到,正是这出话剧,吹响了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平反的号角。

晚年的幸福生活

搞戏剧的宗福先一生充满戏剧性。在他离50岁生日只有两天时,被诊断出患了结肠恶性肿瘤。那时他单身多年,不得不瞒着高龄的父母,怕他们伤心。他只是很镇静地将自己的后事委托给好友。宗福先很平静地请求医生,开刀前给他三天时间处理身边的事。他为自己写下了遗嘱和一份讣告,甚至选好了追悼会上用的音乐――德沃夏克的《新世纪第二乐章》。

住院开刀前的晚上,他还在参与电视剧《鲁迅》的创作讨论。直到晚上10点以后,宗福先自己悄悄地提着生活用品住进医院。第二天正是上海市政协会议开幕,为了瞒过也是政协委员的老父,他一早验完血后,又赶到政协会场开会。开刀六天后,病理切片报告出来,肿瘤居然是良性的!

从死神的魔掌下逃脱出来,宗福先更渴望有个自己的家。一天,他突然“于无声处听惊雷”地宣布:我要结婚了!

新娘就是和他一起在谢晋恒通影视公司共事六年的谷丽雅,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女人。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宗福先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

不久,宗福先又被怀疑患有别的癌症,善良的他怎么也不想拖累谷丽雅,而一向温柔的谷丽雅此时犟得只甩出一句话:“先领结婚证,再开刀!”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谷丽雅幸福地表白:“到今年年底,我们已结婚10年了。宗福先特别精心培育儿子,发挥他的特长,现在儿子在法国读硕士研究生。我们过的是美满的大家庭生活。宗福先的哥哥、妹妹两家人和我们一家住在一个社区里,每天九口人一起吃饭,由宗福先买菜、安排大家的日常生活,有时也组织大家一块儿到国内外旅游,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实在是一个有责任心讲情义的人。”(《文汇报》7.7周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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