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文革”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1976年6月――贺龙元帅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1978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
“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将参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赛。当时在原国家体委宣传司供职的鲁光接到任务，到两队考察备战情况，“打不出来，也要给全国人民有个交代”。
根据女排训练事迹，鲁光完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十几天后，此文借着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热浪一炮而红。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此前，只有帝王和伟大领袖才能享受到“万岁”的殊荣。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原本为写男足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冲出去，影响力也许会更大。”接受记者采访时，鲁光说。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七战七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集体并无太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新中国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此后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刊。那些本来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功会，并到各部委机关作了报告。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长征突击手”和“先进团支部”代表的典礼上。仪式开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请上孙晋芳和郎平，拉着她们的手，对女排赞不绝口。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亟须强化一种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延辉后来说，当时他还是国家男排的一名运动员，有更深切的感受。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成为新时代的英雄、改革阵地上迎风招展的旗帜。
振兴了一个时代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请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不久，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荣耀与“秘密武器”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这也是之后任何运动员再也没享受过的荣耀。
袁伟民的执教之道，多年来，一直被排球界称道。女排比赛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比分落后，袁伟民叫暂停或换人，一下子反败为胜。
国人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预赛中中国队输给美国队。由于美国人赢得了心理优势，决赛之初势不可挡。当第一局打到14：14的关键时刻，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发球，第一球直接得分，第二球破对方一传进攻得分，拿下――这奠定了全场最终胜局。国人大悦，只道是袁伟民最后时刻拿出的“秘密武器”。这两球被奉为经典，侯玉珠也因此“成名”。
多年后，曲北林曾和袁伟民探讨起当年的那场比赛。“其实当时就是没办法了，想换侯玉珠上去试试。”袁伟民说。
而侯玉珠则坦言，自己发球的时候，紧张得连球网在哪里都看不见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美国队一看换人发球，以为有什么奥妙，自己先乱了阵脚。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陈园园文)
在专位训练中,教练员袁伟民和邓若曾连珠炮地给队员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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