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爱国教育家，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是中国奥运的首倡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他，就是南开之父张伯苓。
半个世纪的奥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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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了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第一私立中学（南开中学前身）校长张伯苓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了演说，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过程。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他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他还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来华做指导，应争取早日实现这一计划。这项记载，距今天正好100年。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认为：“张伯苓与奥运的关系有七个‘最早’，即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倡导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奉派出席奥委会的代表，最早将奥林匹克教育引入课堂，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倡议。”
――1908年8月，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受派赴美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当时英国伦敦正在举行第四届奥运会，张伯苓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1912年，张伯苓发起组织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由于中国积极筹办和参与远东运动会，从而与国际奥委会发生了最早的联系。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不派代表出席，以张伯苓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毅然出面筹资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
――即使在晚年，张伯苓仍未放弃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执著梦想，他终以古稀之年勇敢地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设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申奥活动”。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的总撰稿周鸿飞说:“张伯苓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先驱第一人，他用毕生的经历为在中国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而不懈奋斗。他参与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参与其中一个那就很了不起了，而他是所有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而且有重大建树，先贤张伯苓值得我们铭记。”
“体育校长”的强国之梦
张伯苓出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幼年时他体弱多病，是体育锻炼让他变得强壮起来。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总教习和监督严复的影响下，张伯苓较早地接触了西方近代体育，跳远、跳高、爬桅无所不能。
后来，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噩耗让血气方刚的张伯苓义愤填膺。他深刻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中国之国土、天产，无一不及外人，所以不如人者，只有人的陶铸”。自此，张伯苓奋发蹈厉，以实际行动推广和践行“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
为了告别“东亚病夫”，张伯苓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1898年，他毅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他在教授英语、数理的同时，还增设了“操身”课程。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生动地描绘了张伯苓训练学生们“操身”时的景象：“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毛帚，竿子升高，就垫书本。起初学生们脑后的辫子常常把竿碰掉，不免引起一阵哄笑，后来他们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跳起来轻松了许多。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腾跃，代为木马练习。”罗时铭指出：“这是西方体育活动第一次敲开中国塾馆的大门，它比清政府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要求提早了5年。”
随着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张伯苓开始真正将自己的体育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作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规定，凡百码、铅球、跳高和440码的成绩均要达到学校规定标准方为及格，并要求本校运动会要尽量使人人都能上场。由于张伯苓对体育的关注，有人甚至称他为“体育校长”。在张伯苓的推动下，“每天下午4点后，学生都自觉地奔赴操场，三五结伴，锻炼身体从不间断”。在广泛开展校内体育的基础上，张伯苓还选拔成立了各种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校际、地区间，乃至全国性和国际性体育比赛，使体育成为南开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
许多研究张伯苓的专家注意到，华北地区是旧中国开展近代体育较早、范围较广、运动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华北运动会又是北方体育的最大赛事。在历时20余年的18届华北运动会中，张伯苓曾担任4届运动会的会长及6届运动会的总裁判长。
人文奥运的躬亲践行
在奥林匹克精神上，张伯苓提供的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亲身的行动。他的一些简捷明了的观点也掷地有声。“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运动员的品格,较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这些观点与“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体育思想一脉相承。
难怪罗格兴奋地说：“张伯苓与顾拜旦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与顾拜旦一样，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位体育家。张伯苓在提倡普及与参与体育的同时，把教育同体育结合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他同时卓有远见地倡导中国加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可以说，张伯苓的体育思想，开掘出了鲜明的人文奥运内涵。
作为张伯苓嫡孙，现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席的张元龙道出了他所理解的祖父的体育思想：“伯苓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如何改变国民素质。作为教育家，他应该是中国唯一一位把体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人。他提出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整。他提出，体育不是为了几个运动员，而是为了全民族的素质。”
（《光明日报》7.29 沈卫星 贾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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