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代表季宝红说：立法最要不得“高智商低情商”，仅有“法理概念”未必能有好的立法效果，法治的目标追求不能脱离“效果预期”。
众所周知，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每年出生的显性和隐性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人，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至6%。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
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导向性作用，可见一斑。当初，法律专家们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主张取消“强制婚检”，竟遇如此“导向效果”，恐怕始料不及。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正在修订。假设有人砸了承重墙，扩大了房屋的实际使用面积，却顺利通过了交易登记，这岂非便宜了自己，给别人留下隐患？
据上海市房地局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该市住宅小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达千余起，损害房屋承重结构成为主要的投诉热点。为了限制“砸墙”，行政职能部门想尽办法，执行起来却不太“灵”，即便诉诸司法，砸墙的就是不恢复，“公权”又能把这个“私权”怎么样？建议定一个规则：不恢复，就暂缓交易登记。事关钱财，谁能不急！
有专家认为，“限制登记”缺乏上位法支撑。也有专家认为,“限制”既非“查封”，也非“剥夺”，只是程序暂缓，不排除改正后继续登记，国家大法并不禁止地方立法规定这种程序暂缓。
去年，徐汇区有218处违法搭建为房屋交易而主动消除了违法行为。既有这样的先例，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参考？
(《新民晚报》8.7 姚丽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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